薛嵩投安禄山,既是家族在朝中失势的无奈,也是乱世中求存的本能选择。薛仁贵一生戎马,三箭定天山,却因大非川之败被贬,后又流放象州,虽得特赦重用,终究难掩功高震主之疑。这份家族荣光背后的暗流,在孙子薛嵩身上,竟以叛唐的方式上演了另一番人生。

薛仁贵若泉下有知,见到子孙投靠安禄山,或许会想起当年脱帽退万敌的豪情——那是对大唐最纯粹的忠诚。而薛嵩,这位史书载“气豪迈,有武功,善骑射,不喜读书”的将门之后,身上流淌着薛家尚武的血脉,却少了祖父那份“鞠躬尽瘁”的执念。道家言“祸兮福之所倚,福兮祸之所伏”,薛仁贵半生的荣辱起伏,何尝不是为薛嵩的选择埋下了伏笔?就像吕洞宾度化世人,总在看似绝境处留一线生机,乱世之中,对“忠”的理解,往往比太平年月更复杂。
安史之乱爆发,大唐江山摇摇欲坠,薛嵩的选择,在旁人看来是叛国,在他自己,或许是“识时务”的生存之道。这让我想起张三丰创太极,以柔克刚,并非软弱,而是在乱局中找到最合适的立足点。薛嵩投安禄山,凭战功得封相州,看似辱没门楣,实则是在乱世中保全了实力。后来安禄山势衰,他又果断归唐,朝廷正缺将才,便赦其前罪,仍令镇守相州——这哪里是简单的“识时务”,分明是乱世中保全自己的智慧,恰如《道德经》所言“将欲废之,必固举之;将欲取之,必固予之”。
归唐后的薛嵩,竟显出治理之才。他辖下的相州,百姓安居,经济渐复,这与他“大将之才”的形象形成了奇妙的反差。杜甫曾写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,道尽乱世之苦,而薛嵩能让一方土地暂得安宁,何尝不是一种功德?朝廷加封他为高平郡王、检校尚书右仆射,官职之高,连薛仁贵都未曾达到——这或许是对他“真本事”的最好证明。薛氏一族,因薛仁贵的忠勇显赫,又因薛嵩的“叛”与“治”再度崛起,正应了那句“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”的老话。
薛嵩二子薛平、薛从,后来出将入相、统领禁军,将家族荣耀推向新的高峰。回看薛嵩的一生,从叛唐到归唐,从武将到能吏,他的人生轨迹看似矛盾,却藏着乱世中人的生存哲学。正如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有人以忠勇立世,有人以智谋存身,薛嵩选择了后者,虽少了祖父的悲壮,却为薛家开辟了另一条通天大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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