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样都是流放犯人,明朝和清朝的流放之地为何完全不同

明朝流放多遣南荒，清朝则偏重北地宁古塔，此非偶然，实因时势、地利与国策之异也。

南北易位：经济重心与边疆形势之变

自古流放，非徒惩恶，亦寓开发之志。南宋以前，中原富庶，江南尚属烟瘴之地，《汉书》所谓“南蛮鸱张，瘴疠横行”者是也。故历代多将罪人流徙岭南、交趾、海南，令其自生自灭，若能存活，或可垦荒拓土，为国所用。至明初，虽江南已渐繁盛，然朝廷仍以两广、云南为流放之所，盖因北有蒙古、后金虎视，若将罪人置于边塞，恐其勾结外敌，酿成大患。

此乃“以远为罚，以险为牢”之策，非独刑罚，实含深虑。

龙兴之地：政权根基与流放策略之别

明太祖起于淮右，定鼎金陵，虽成祖迁都北京，南京仍设六部，号为“留都”。南方既为根本，流放其地，便于监管，亦可借罪人之力，助地方垦殖。而清室肇基于白山黑水之间，宁古塔为其龙兴故地。入关之后，虽据中原，然心常惕惧，唯恐汉人反扑，有朝一日须退守关外。故将重犯流配宁古塔，一则使其饱受苦寒，二则强令筑城积粮，以为退路之备。

此中深意，正如道家所言：“祸兮福之所倚。”流放之苦，竟成边疆之基。

昔吕洞宾游历人间，尝见一囚徒于雪中掘土筑墙，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官命不可违，但求活命耳。”吕祖叹曰：“世人只道流放是苦，岂知天地无弃物，人亦无废命？”遂点化其心，后此人竟成一方良吏。此虽寓言，然亦可见流放之地，未必终为绝境。

况清初南方反清复明之风炽烈，天地会、白莲教等潜伏于闽粤江浙，若将要犯流放彼处，无异纵虎归山。是以清廷宁择苦寒之北，不取温润之南，非不知南地富庶，实惧其乱也。

故流放之所，非仅地理之择，实乃国运之镜、权谋之影。

观古今流放之制，可知治世者，必审时度势，因地制宜。明以南为戍，清以北为牢，皆因其所处之势不同。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云：“明者因时而变，知者随事而制。”流放一制，看似微末，实系天下安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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