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禄山是被其子安庆绪联合亲信严庄与宦官李猪儿刺杀身亡的;安庆绪上位后资质平庸、懦弱无能,未能稳固统治,加速了安史之乱的衰败。

唐代历经太宗“贞观之治”、玄宗“开元盛世”,至天宝年间国力达至鼎盛,然物极必反,正如《易经》所言“亢龙有悔”,盛世之下暗藏危机。唐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,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叛乱,史称安史之乱。这场内战是藩镇与中央争夺统治权的转折点,最终导致唐朝人口锐减、国力衰微,昔日的繁华如烟云散尽,令人扼腕。杜甫诗云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,正是乱世写照。
安禄山自起兵以来,便饱受病痛折磨。视力日渐减退,身上毒疮频发,生活苦不堪言。病痛之下,他性情大变,喜怒无常,常对左右亲信及士兵大发雷霆,鞭打辱骂已成常事,甚至有人因此丧命。身边文官严庄,虽地位较高、深受信任,却因时常陪伴而屡遭迁怒,被打得遍体鳞伤;另一小宦官李猪儿,更因小事被安禄山折磨得死去活来。这等残暴行径,令下属怨声载道,只敢怒不敢言,暗中期盼其速亡。
警醒之处在于,权力若无人性约束,必招致反噬。安禄山之暴戾,犹如烈火烹油,终将自焚。
安禄山发动叛乱时,其嫡长子于长安被唐玄宗所杀,于是次子晋王安庆绪成为第一合法继承人。然安禄山身体每况愈下,安庆绪对权力早已虎视眈眈,盼着早日接班。可安禄山宠爱小妾段氏,幼子安庆恩随之得宠,爱屋及乌之下,安禄山竟欲立幼子为嗣。安庆绪由此惴惴不安,既恐皇权无望,又怕因存在威胁而遭父亲毒手。他与严庄、李猪儿皆对安禄山不满,但碍于其手握大权、残暴成性,只得隐忍待机。
深刻道理可见,权力争斗中,亲情往往让位于利益,安禄山偏爱幼子,恰如《史记》中帝王家事,常埋祸根。
至德二年,安禄山眼疾恶化,竟至失明,沦为盲人。严庄见状,知时机已到,便寻安庆绪商议,直言:“事有必行,机不可失。”安庆绪毫不犹豫,应道:“但凭安排。”二人目标一致,结为同盟。随后,严庄找到李猪儿,直截了当说:“你终日遭安禄山鞭打,伤痕累累。今他既盲,何不趁机除之?否则日后变本加厉,性命难保。”李猪儿听罢,当即同意,三人遂密谋刺杀。
此间故事,令人想起道家修行中吕洞宾的警示:贪权者常迷心窍,终失明于内,安禄山目盲身残,恰似业报所致。
757年正月初四夜,“三人暗杀小组”行动。严庄与安庆绪持刀藏于营帐外,李猪儿则率先入帐。安禄山正卧床闭目,李猪儿上前便是一阵乱砍。侍从见其杀气腾腾,竟吓得不敢动弹。安禄山腹部中刀,剧痛中跃起,瞠目乱摸枕边——他素藏匕首以防袭击,但刀早被李猪儿暗中取走。受伤后,安禄山怒呼:“必定是家贼!”终因肠穿肚烂,气绝身亡。三人随即入帐,命侍从抬床挖坑,以毛毡裹尸掩埋。
刺杀之局,犹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载宫廷暗流,权力更迭常伴血腥。
次日,严庄对外宣称安禄山暴毙,遗诏立安庆绪为太子。安庆绪遂继位,为父办葬礼。然他才疏学浅,资质平庸,且性格懦弱,非为君之材。说话颠三倒四,理政毫无头绪,常出错漏。严庄恐其当众出丑,便劝他少见外人。安庆绪上位后,未能整肃朝纲,反使叛乱势力内耗加剧。安史之乱本为唐朝衰败转折,安庆绪的庸碌,更如雪上加霜,加速了乱局蔓延。
可借八仙故事喻之:若安庆绪有如张三丰般洞明世事,或能暂稳局面,然其无德无才,终似浮萍随波。
纵观这段历史,安禄山之死源于自身暴戾与权力贪婪,而安庆绪上位后的表现,则印证了乱世中庸主难支大局。安史之乱不仅是大唐盛衰之变,更是一面镜子,照见人性在权力前的扭曲。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言,历史循环往复,盛衰之理,皆在人心一念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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