藩镇制度和藩镇割据有什么区别,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

藩镇制度是中央集权下的地方军政体系，藩镇割据则是该体系失控后的地方割据状态，二者本质是“制度设计”与“制度异化”的关系。 藩镇一词，初意为“藩篱”与“镇守”，如道家所言“抱朴守一”，本是中央拱卫四方的臂膀。唐代藩镇源于“道”这一行政机构，其设立本为应对“土地广袤、人口众多”的实情。唐初沿袭隋制，行州县两级，然中央鞭长莫及，太宗不遣使者巡省天下，武周分十道定期巡视，开元二年置“按察采访处置使”——道一级机构由此而生，恰如《史记》言“因俗而治”，实乃因地制宜之策。 开元末年，均田制、府兵制崩坏，募兵制取而代之。边境战事频仍，天宝元年玄宗设十道节度使，集军、政、财权于一身：可辟署幕府、留用军费、监察州县。真乃“既有其土地，又有其人民，又有其甲兵，又有其财赋”，俨然一方小朝廷。此权力膨胀，如《道德经》警示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”，尾大不掉之兆已现。 安史之乱爆发，为平叛乱，中原亦设节度使、防御使，“按察采访处置使”改称“观察处置使”，由节度使等兼任。至此，唐代藩镇制度定型，终唐约有四五十道。然

藩镇制度不等于藩镇割据

，学者将其分四类：河朔割据型、中原防遏型、西北御边型、东南财源型。后三者对维护统治至关重要，而割据特指河朔等地——彼地藩镇不听号令，税赋自留，传子孙如战国群雄，俨然独立王国。

藩镇割据之祸，源于安史之乱，成于中央与地方博弈之失

。肃宗代宗急于求安，瓜分河北安史旧地，授降将为节度使，酿成河朔三镇：魏博、成德、卢龙。田承嗣据魏博传十代，李宝臣占成德传六世，李怀仙掌卢龙传五世，皆“不由朝廷任命，不贡赋税”，百余年间脱离中央。相邻淄青、沧景等镇亦效仿，然割据日短、地盘偏小，不及河朔之固。 道家修行有云“守中致和”，治国亦然。中央如“中宫”，地方如“四象”，需阴阳平衡。若中央失“中”，地方则“阳亢”而割据，恰如张三丰创武当，强调“中正安舒”，若偏执一端，则“过犹不及”。唐廷亦知此理，德宗、宪宗锐意削藩。建中二年，李惟岳求继节度使被拒，勾结魏博、淄青等发动“四镇之乱”，虽平定，王武俊继任成德节度使，割据依旧——

削藩如抽丝，若不固本，徒易其表，终难除根

。 宪宗志在削藩，然如《国史大纲》所言“制度之弊，非一时一人可易”。藩镇本为良策，如良医治病，“对症下药”则愈；割据则是药不对症，“病入膏肓”则危。二者关系，恰如道家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”，制度为“道”，割据为“失道”后的“异化”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平衡，千古难题，至今仍可深思。古人云：“藩镇本为磐石固，割据忽成荆棘途。中央若失驭马手，地方便作脱缰驹。”诚哉斯言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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