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高宗：被武则天遮盖的明君

唐高宗李治，一位在武则天盛名之下被长久遮蔽的明君，其治世之绩，实堪与贞观盛世比肩，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一、内政修明：藏锋于仁，天下安宁

高宗初登大宝，便显露出与太宗不同的治国之风。太宗晚年，征伐土木稍显苛急，高宗未及正式即位，即下诏“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”，宛如道家所言“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”，懂得收敛锋芒，与民休息。永徽元年，他召集地方官员，亲自询问百姓疾苦，鼓励群臣直言进谏，这份勤政纳谏之心，颇有贞观遗韵。

永徽五年，天下大旱，高宗亲下诏书，命九品以上官员“各进封事，极言阙咎”。同年九月，他对五品以上官员慨言：“昔侍先帝，见公等奏事，终日不绝。今何无一言？岂天下无事耶？自今宜悉言无隐。”此种虚怀若谷，令人想起《道德经》中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”的智慧。高宗正是以这种“善下”的姿态，汇聚众智。

《旧唐书》记载一事，颇可玩味。高宗曾遣宦官往江南采办异竹，宦官借机扰民。荆州长史苏良嗣将其囚禁，并上疏谏言：“远方求珍异以疲道路，非圣人抑己爱人之道。小人窃弄威福，以亏皇明。”高宗见疏，非但不怒，反而当众赞扬苏良嗣忠直，命将所采之竹尽抛江中。此举，颇有八仙故事中吕洞宾“点金成铁”的意味——看似舍弃了珍玩，却赢得了民心与纲纪，这才是为政的大道。

他对民生的关切，绝非做做样子。显庆元年，闻知有百姓因歉收而食糟糠，高宗立即派人查证，属实后“大惊失色”，下诏减自己常膳三分之二，直至天降甘霖才在群臣恳请下恢复。这份“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己溺之也”的共情，正是仁君本色。

在他的治理下，唐朝经济蓬勃发展。户口从贞观时的不足三百万户，增至永徽三年的三百八十万户。至永徽五年，洛州粟米每斗仅两钱半；麟德年间，连年丰收，米斗五钱，麦豆甚至无人问津，真可谓“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廪俱丰实”。《资治通鉴》评其“永徽之政，百姓阜安，有贞观之遗风”，诚非虚言。

二、武功赫赫：定鼎四方，光耀史册

若说内政彰显其“守成”之能，那么对外武功，则彻底展现了高宗“开拓”之志。世人常言太宗天可汗之威，却不知高宗时期，唐朝版图达于极盛——东起朝鲜，西抵咸海，北包贝加尔，南至越南，这煌煌疆域，岂是懦弱之主所能维系？

隋文帝、唐太宗两代雄主，皆曾挥师东向，欲平高句丽而未尽全功，成为心头之憾。此事犹如修行路上的关隘，非大毅力、大机缘不能突破。高宗总章元年，唐军终于攻破平壤，灭高句丽，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原王朝数十年的东北边患。此战功成，仿佛吕洞宾历经考验终得证道，为大唐东疆奠定百年安宁。

然而，更大的功业在于西域。突厥之患，自隋至唐，犹如悬顶之剑。太宗虽灭东突厥，西突厥却日渐坐大，威胁丝路，窥伺中原。高宗显庆二年，经过九年鏖战，唐军平定西突厥叛乱，设立都护府，将广袤西域纳入掌控。此举不仅解除了帝国最大的外患，更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，其意义之深远，堪比张骞凿空。后世诗人笔下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豪情，正是这个时代武功的写照。

观高宗一朝，文治武功，灿然可观。他继承了太宗的基业，却非一味守成，而是审时度势，外拓疆土，内抚黎民。其成功，固然得益于太宗留下的贤臣良将，但最高决策与持恒之心，皆系于高宗一身。将这一切归功于武则天，或简单地视其为平庸懦弱之主，无疑是对历史的误读。他如同一位深谙“无为而无不为”道理的道家修行者，不显山露水，却于沉稳中推动着帝国走向巅峰。当我们拨开武则天的历史迷雾，方能看见，唐高宗李治，实在是一位被严重低估的天皇大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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