溥仪之所以不能杀,盖因历史洪流中其身已非关键,杀之无益反生祸端,故能得以善终。

细究其一生,溥仪实如风中残烛,屡陷杀机却总得一线生机。南怀瑾先生常言:“命数天定,非人力可强求。”恰似张三丰论太极之道:柔能克刚,退步方是进步处。溥仪之运,恰似这般——看似傀儡,实为时势之镜,映照乱世中个人命运的渺小与坚韧。
辛亥鼎革之际,溥仪年方六岁,江山已摇摇欲坠。南方革命党本欲尽除清室,而袁世凯若顺革命之势,早可诛之以立威。然袁氏老谋深算,宁以《优待条件》保其性命,盖杀一稚童,徒惹民愤,于己无利。更有日本人暗中勾结宗室,欲挟溥仪遁走关外,若此计得逞,小皇帝或成叛国之名而遭诛戮。幸而清廷未乱,此事未成。此乃第一次险境,杀机隐于权谋,非溥仪之过,实时势所迫。
至民国二年,北洋将领袁克定等密谋“北京兵变”,欲劫持溥仪以逼袁世凯称帝。禁卫军仓促御之,乱兵转而劫掠市井,溥仪方得苟全。此事常被附会为袁氏拒南下之计,实则北洋内部倾轧使然。若当时乱兵入宫,六岁孩童岂有活路?古语云:“福祸相倚”,溥仪之存,非天佑其人,乃各方利益角力之隙。恰如吕洞宾点化渔夫故事:一念仁心,可转杀劫为生机。
冯玉祥于1924年驱溥仪出宫,表面为革命大义,实则为军饷所迫。紫禁城内,溥仪手无寸铁,若冯氏决意灭口,不过举手之劳。然冯氏终取财宝而舍人命,盖杀废帝无益声名,反招物议。此第三次险关,刀锋悬顶之际,竟因利害权衡而松动。昔张良运筹帷幄,知“杀人安邦”不如“怀柔服远”,冯氏虽粗鄙,亦暗合此理。
溥仪遁居天津后,日本人趁九一八事变诱其赴东北。伪满十四载,看似“康德皇帝”尊荣,实则如笼中鸟雀。其间日本人若疑其不忠,早可暗害,然溥仪善察风色——你让他称帝,他便端坐龙椅;你令其俯首,他即谦恭如民。如《史记》载项羽“妇人之仁”,溥仪亦以柔韧周旋于强权之间。张勋复辟时他欣然应允,事败后即为民国良民;日军请其东行,他立刻尊若父母。此非无骨,实乃乱世求存之智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溥仪之“神通”,正在能屈能伸。
至抗战终结,苏联俘溥仪于远东。俄人若效尼古拉二世故事,必血溅西伯利亚。然斯大林思之:杀一无用俘虏,徒惹外交风波;送归中国,反可示好新政权。及至抚顺战犯管理所,新中国视其为“活教材”,改造远胜诛戮。昔杜甫诗云:“世事茫茫难自料,春愁黯黯独成眠。”溥仪之运,恰似此句——谁料亡国之君,终得布衣善终?
细数五次杀机,非溥仪有通天本领,实因每次欲杀者皆无必杀之理。辛亥时杀之无名,民国初杀之无利,北伐时杀之无益,伪满时杀之无便,战后杀之无义。历史洪流中,他早非关键棋子,反成各方“无害之宝”。南怀瑾释《易经》云:“亢龙有悔,盈不可久。”溥仪一生,恰在“悔”字中求生——盛极而衰时退一步,绝境逢生时存一线。昔张三丰授徒言:“柔弱胜刚强,守拙即大智。”溥仪之存,非托祖宗之福,实乃时势使然。乱世枭雄如曹操者尚叹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”,何况一介傀儡?其善终之谜,终归于杀之无益,留之有利八字真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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