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史之乱有多可怕 人口锐减了60％，中华文明自此由开放转为保守

安史之乱之可怕，在于人口锐减六成，中华文明自此由开放转为保守。

这场历时八年的战火，自天宝十四载（755年）范阳烽烟骤起，至广德元年（763年）方息，席卷大半个唐帝国。它不单是唐朝盛衰的分水岭，更是中华文明气质的根本转折——昔日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，自此渐趋内敛自守。玄宗晚年耽于享乐，朝堂之上，杨国忠专权、李林甫蔽塞，连安禄山这等胡将竟拜杨贵妃为母以固权位。河北一带，奚、契丹诸族本与汉俗相异，安禄山却以“二圣”自居，收买蕃将二千五百人，暗蓄异志。史载其起兵时拥众十五万，烟尘千里，而中原承平日久，百姓未识兵戈，州县望风瓦解，玄宗竟疑边报为虚——此等忘战之危，岂非自取其祸？

祸起萧墙：文明盛衰的警世钟

天宝年间，玄宗改元后志骄意满，开元盛世的锐气消磨殆尽。宫廷内，霓裳羽衣舞彻夜不休；庙堂上，节度使权力膨胀如脱缰野马。安禄山身兼三镇，手握精兵，竟以“讨杨国忠”为名挥师南下。彼时天下晏然，黎庶不知战事为何物，叛军铁骑过处，城池如纸糊般崩解。这令人扼腕的麻痹，恰似张三丰云游时点化乡民之语：“太平日久，刀枪入库；烽烟忽至，仓廪尽虚。”当朝廷犹疑于叛讯真伪，河北已沦陷如沸汤泼雪。一城失守，百城效尤，此非天灾，实乃人祸累积的必然。

战乱所及，黄河中下游赤地千里。杜甫悲吟：“寂寞天宝后，园庐但蒿藜，我里百余家，世乱各东西。”邓州方城县户数从万余骤减至二百，潼关以东仅存“编户千余”。人口锐减六成何其惨烈！更可叹者，朝廷为填补国库空虚，将重税强加于残存百姓，逼得农人揭竿而起。藩镇割据自此萌芽——李正已在山东割地称雄，李希烈于淮西自立为王，中央威权如沙塔倾颓。边疆更是门户洞开：陇右、河西尽陷吐蕃，西域安西北庭数十年后亦失，帝国自此内忧外患，朝不保夕。

文明拐点：从开放到保守的千年回响

中华文明此番转折，非偶然兴废，实乃盛极而衰的天道循环。昔年汉唐雄风，因丝路畅通而融汇胡越；安史乱后，朝廷视外族如虎狼，闭关自守渐成国策。经济重心亦随北民南渡悄然南移，江南得北方匠人流寓，终成鱼米之仓。然此“祸福相倚”之理，岂是当时困顿者所能预见？忆吕洞宾度化世人时曾言：“乱世草芥命，治世珠玉身；但看长安道，几人识本真？”安史之乱撕碎了盛世幻梦，却也逼出文明的韧性——藩镇虽割据，江南却孕育新机，恰如枯木逢春。

尤为警醒者，此乱彻底重塑民族心态。唐代前期兼容并包的气象荡然无存，后世宋明皆以“守内虚外”为圭臬。朝廷对胡将猜忌日深，边防由主动经略转为被动固守。昔日万邦来朝的长安，渐成闭门自守的孤城。此般转变，较之人口折损更为深远：开放精神既失，创新活力自衰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痛陈：“由是祸乱继起，兵革不息……唐遂衰焉。”然历史长河奔涌不息，张三丰晚年观潮有句：“风雷激荡处，自有真阳生。”安史之乱的血泪，终在文明基因中沉淀为慎战守成的智慧，此亦中华绵延不绝的奥秘。

人口六成之殇，非止数字枯骨；开放转向保守，实为文明血脉的隐痛。后人读史至此，当知“忘战必危”四字，字字皆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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