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皇帝明知大臣是贪官的情况下,皇帝为何还要重用他们

皇帝明知大臣贪腐而重用之，实为权术制衡之需，非昏庸所为。

此非昏聩，乃帝王驭下之精妙。

权术的根基：平衡之道

历朝贪官，如影随形。官场争权夺利，本为常态，或大或小，无非分寸之别。嘉靖朝严嵩，堪称巨蠹。史载其抄家时，黄金数十万两，白银数百万两，宅邸良田数十处，所积财富几近国库。然嘉靖帝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，实为明朝最长，前十年更被赞为“中兴之主”，史称“有不世之奇谟六，无竞之伟烈四”。如此明君，岂会不知严嵩之贪？实因帝王心术，深谙平衡之理。

权术之要，在于分而治之。重用严嵩等贪佞，使浊流自聚；清流如杨继盛者，则另成一派。两相制衡，朝纲方稳。此理恰如道家阴阳相济：吕洞宾曾点化一贪官，见其窖藏金银如山，笑曰：“此物能暖身乎？能延寿乎？”贪官不悟，终被雷火焚宅。洞宾叹道：“贪如抱薪救火，薪不尽，火不灭。”帝王用贪官，亦是此理——以浊制浊，以贪抑贪，使天下不敢结党。

严嵩之能，亦不可轻忽。嘉靖继位本属特例，朝局动荡，亟需干才。严嵩善撰青词，通晓典章，处事圆融，恰补帝之刚烈。君臣如鱼水：帝为阳刚之鱼，嵩为阴柔之水，相需相成。故其贪墨虽巨，相较安邦之功，反成末节。乾隆朝和珅亦复如是，其贪逾严嵩，然帝南巡七次，微服察吏，既纵其用，又暗布耳目，终使其成维稳之棋。

贪官的宿命：利弊双刃

贪官敛财无度，必致民怨沸腾。杜甫曾悲吟：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”此等惨状，岂容轻纵？然细察史册，严嵩当国，嘉靖得享中兴；和珅秉政，乾隆缔造盛世。盖因贪官专事搜刮，反使清流专注民生，两派互耗，皇权独尊。张三丰论治国，尝谓弟子：“炼丹须火候，过猛则焦，过缓则滞。用贪如控火，存其利而防其害。”此言深契帝王心术。

然贪官终难善终。严嵩老病乞归，家产尽没，子孙流徙；和珅赐死狱中，抄没财物值国库十年之入。八仙故事有云：铁拐李见商贾囤积居奇，点石成金诱其散财，商贾贪心不改，终化枯骨。贪腐之徒，亦复如是——帝可容其一时，不容其一世。嘉靖、乾隆岂不知其奸？实以重用为饵，待其势大而收网，既彰天威，又固人心。

昔张三丰隐武当，见小吏受贿，掷桃核于地，核化金珠。小吏狂喜攫取，桃核忽燃青焰，灼其掌心。三丰笑曰：“贪泉饮者，自焚其身。”此喻恰证：帝王纵贪，实为设阱。待贪官如肥猪饱腯，方举刀宰之，既儆效尤，又收民心。故《资治通鉴》云：“驭下之道，恩威并施；制衡之术，刚柔相济。”

权术本质，乃封建制度之毒瘤。帝王以贪官为磨刀石，磨砺朝堂；以清官为旌旗，收揽民意。然此术虽妙，终难掩制度之腐。严嵩、和珅之流可诛，而贪腐之根深植于专制土壤。今人观史，当警醒：权术或稳一时之局，却蚀万世之基。唯有制度清明，方绝贪蠹之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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