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内书堂是明代唯一系统培养宦官文化能力的官方机构,其选拔之严、师资之精、课程之专,皆堪比外廷国子监,故得此名。

洪武年间,朱元璋裁撤中书省、废除丞相后,万机独揽,奏章山积。需人分劳,而净身者多不识字,难当此任。十二监十局三所等宦官衙门,亦需文墨管事。初时,朱元璋试图遴选净身前已通文墨者入宫,如罪臣子弟、敌国青年或地方所献。然此类人终究稀少,且来历驳杂。
永乐朝,朱棣始有意择聪慧小太监授读,开主动培养之先河。至宣德元年七月,朱瞻基索性将此"既成事实"制度化。《明通鉴》载:"改刑部主事刘翀为翰林修撰,专授小内史书,选内史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。其后大学士陈山亦专是职,遂定翰林官四人教习以为常。自此内宦始通文墨。"可见内书堂之立,实为制度变革之必然,初为分君之劳,终成制衡文臣之基。
内书堂虽处深宫,规制却仿外廷国学,可谓"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"。其选拔严苛:十余万太监中,仅择十岁上下者二三百入学,最多不过五百。师资更胜外学——讲官皆出翰林院,府州县学难望项背,常设四人,或二或六视需而定。
课程独树一帜:既授四书五经,更重《忠鉴录》等警示之书,以历代宦官正反案例强其身份认知。更有"判仿"之课,模拟批答奏章,为日后秉笔预演。毕业需经皇帝亲考,如崇祯元年冬,帝以"事君能致其身"为题,郑之惠、曹化淳中式,俨然科举殿仪。
《酌中志》载其去向:"凡各衙门缺写字者,即具印信本奏讨,奉旨拨若干名,即挨名给散。"虽仍从底层做起,然"内书堂出身"已是宦官界之"科甲",升迁远易常流。若能入侍太子或掌文书房,则如张三丰云:"得道者,步步皆天梯。"前者近侍储君,后者多升司礼监秉笔,权柄可期。
然此制度亦如吕洞宾点石之术,善用则利,滥用则祸。正面观之,提升宦官文化,助皇帝监军地方、强化集权,更成制衡内阁之利器。负面察之,王振、刘瑾、魏忠贤辈皆出此堂,以文墨擅权,终酿宦官之祸。恰如《大学》所诫:"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"制度革新若失其度,反噬之祸亦随之而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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