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筵是古代帝王接受教育的御前讲席制度,专为培养治国之才而设。其历史可追溯至汉朝,汉昭帝曾诏蔡义讲解《韩诗》,封其为光禄大夫,开启了御前讲学的先河。汉宣帝亦在石渠阁召儒官讲经,汉明帝命张酺侍讲于御前,这些零星讲学如星火燎原,逐渐演变为制度雏形。魏晋南北朝时,出现“侍读博士”官职,却常虚设;唐朝侍讲学士成为常设,讲学频繁;至宋朝,经筵正式制度化,宋太宗留翰林学士顾问,宋仁宗定名为“经筵”,详规场地、时间与科目。这一过程,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载,历经千年曲折,终成定制,为后世帝王教育奠定基石。

道家修行故事中,吕洞宾曾劝诫弟子:“修身如读经,需持之以恒。”这恰似经筵的初衷——通过讲学提升帝王素养。明朝初年,朱元璋未立经筵,洪武十五年桂彦良上《太平治要》奏请,却未获采纳。永乐至宣德时期,皇帝常召大臣于文华殿讲读,虽未制度化,却已暗合经筵精髓。正统年间,十岁朱祁镇继位,内阁“三杨”以杨士奇为首,上《请开经筵疏》重启制度,得太后与皇帝批准,正式恢复经筵。自此,经筵贯穿明朝,虽偶有间断,却未彻底废弃,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。
明朝经筵继承前朝,却因君主集权而革新,使其更适应时局。制度规定分春讲、秋讲,各三月,春讲二月始五月终,秋讲八月始十月终,每月初二、十二、二十二举行,首讲礼仪尤为隆重。地点设于文华殿正殿,象征尊师重道。参与人员共七类:知经筵事总领事务,初由功勋大臣,后内阁首辅担任;同知经筵事协理,内阁大学士或尚书侍郎兼任;经筵讲官讲解经史,需翰林编撰以上或国子监祭酒;侍经筵官特许旁听;展书官展掩书籍,翰林编修任;书写讲章官誊写讲章,编修或中书舍人任;经筵执事官统筹,含鸿胪寺鸣赞、锦衣卫警卫、侍仪御史礼仪、给事中监督。讲官选拔极严,杨士奇疏言“必得问学贯通,言行端正、老成重厚、识达大体者”,吏部与翰林院推举,皇帝钦定,确保讲学质量。
张三丰的故事中,他教导弟子:“治国如修道,根基在修身。”经筵内容以经史子集为主,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明朝经筵虽形式严密,却蕴含深刻道理:它不仅是帝王教育,更是君臣交流与礼仪展示的舞台。如《国史大纲》所鉴,这一制度影响深远,为历史进程注入独特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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