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之速亡,非独“天下苦秦久矣”四字可蔽之,实乃制度未调、人心未附、君昏臣佞、内外交困所致。

商鞅变法,诚为秦崛起之枢机。然其法专务耕战,以军功为进阶,使秦如铁轮战车,所向披靡。及至六国既灭,四海初定,此法反成桎梏。天下已无大战,而秦仍驱民如兵,役重赋繁,百姓不得息肩。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兵者不祥之器,非君子之器,不得已而用之。”秦不知止戈为武,反以战制治,终致民力枯竭。
更可叹者,秦二世胡亥,非但不能革弊图新,反纵赵高弄权,自毁栋梁。杀兄弟、戮忠良,蒙氏、李斯相继陨落;修阿房、筑骊山,闾左尽被征发。昔日始皇虽兴大役,尚知“不发闾左”,留一线生机;胡亥则如盲人骑瞎马,夜半临深池,终致烽烟四起。
尤可警者,秦法本严而不酷,贵在信赏必罚。然二世听信赵高,使法令沦为私刑之具。官吏竞为酷吏,百姓视法如仇。此非秦法之过,实乃用法者失其道也。昔张三丰尝言:“刚极易折,柔能克刚。”秦以刚猛治天下,不知化刚为柔,焉得长久?
秦并六国,如骤雨灌田,虽一时润泽,根未深扎。郡县之制,徒有其表,基层仍赖旧贵族维系。一旦中央稍弛,地方即如散沙。陈胜一呼,诸郡响应,非因秦法之苛,实因秦政未入人心。百姓眼中,秦乃异国,非吾邦也。
自周室东迁,列国分立五百余年,齐人不知楚语,燕士不识赵俗。秦欲以一尺律令,统万民之心,岂非缘木求鱼?吕洞宾尝游岳阳,见渔人争网,叹曰:“同舟共济,尚且相争,况异国乎?”六国遗民,视秦如寇仇,宁从草莽,不事咸阳。
贾谊《过秦论》云:“仁义不施,而攻守之势异也。”诚哉斯言!秦以诈力取天下,却欲以诈力守之,不知守成之道在德不在力。汉初陆贾对高祖曰:“马上得之,宁可以马上治之乎?”此理秦人未悟,故虽奋六世之余烈,终不免二世而亡。
后人观秦,常归咎于“苦秦久矣”,然细察之,秦之亡,非民不堪其苦,实乃君不识时势、臣不守其正、制不合其时、心不聚其民。若始皇晚死十年,或二世稍贤,缓徭薄赋,宽刑省法,融六国之俗,养天下之气,则秦祚或可延绵。惜乎!历史无如果,唯留青史一声长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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