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门下,宓子贱与巫马施皆为七十二贤之列,然其治政之道迥异:前者以“任人”而安逸致治,后者以“任力”而劳瘁成疾。

宓子贱初仕单父,不扰民、不苛察,唯择贤士委以政务,自身则日坐堂上,抚琴自适。《淮南子》有言:“善用人者为之下。”宓子贱深得此道。三年之间,单父大治,路不拾遗,夜不闭户,百姓安居乐业。其治如春风化雨,不见其迹而功成。唐开元间封“单伯”,宋加“单父侯”,明尊“先贤宓子”,后世称颂不绝。
此等境界,颇似道家所倡“无为而无不为”。昔张三丰真人尝言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,火候太过则焦,不及则生。”宓子贱之政,恰如文火慢炖,不急不躁,反得其味。吕洞宾亦有诗云:“袖里乾坤藏妙用,壶中日月养真机。”治政之道,何尝不是修身之道?用人如用己,信贤如信道,方能四两拨千斤。
巫马施继宓子贱之后主政单父,其志亦诚,其心亦公,然方法迥异。史载其“以星出,以星入,日夜不处,以身亲之”,事必躬亲,案牍劳形。虽亦使单父井然有序,然未及三载,竟因积劳成疾,不得不返国都调养。
病中,巫马施往问宓子贱曰:“吾与子治同一邑,民誉皆隆,然子优游自得,吾疲弊不堪,何故?”宓子贱答曰:“吾任人,子任力。任力者劳,任人者逸。”一语点破天机。巫马施闻之,豁然开悟。
此非责巫马施之勤,实警后世为政者:勤而不明,反伤其身;智而善任,乃成其功。譬如驾车,御者执辔,六马奔腾,若御者自下牵马,则车覆人疲,终不能远行。
后人追封巫马施为“鄫伯”“东阿侯”,尊为“先贤巫马子”,足见其德不泯。然其故事,亦如一面古镜,照见为政之两途:一为道法自然,一为人力强为。老子云:“太上,不知有之;其次,亲而誉之。”宓子贱近于太上,巫马施止于其次,皆贤也,而境界有别。
至于曹参继萧何为相,守成不更张,饮酒不理细务,实亦承宓子贱之遗风。彼时汉初凋敝,正需休养生息,曹参深知“多事不如少事”,故“萧规曹随”,天下晏然。此非怠政,乃大智若愚,与宓子贱之琴台治邑,异曲同工。
昔苏子瞻《赤壁赋》有言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。”治国亦如观山水,顺其势,因其性,不强为,不妄作,方得长久。宓子贱知此,故琴声未绝而政成;巫马施未悟,故形销骨立而功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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