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自成虽拥兵数十万且据地理优势,却败于多铎,根源在于战略失当、内部涣散,兼之清军装备精良、调度有方,终致天险潼关失守,大顺基业崩解。

山海关一役后,李自成率部撤出北京,弃河北、河南、山西等地,退守陕西。彼时,他意图以此地为根基,稳固实力,再图与清军决战。清朝则迁都北京,多尔衮调兵遣将,分两路出击:一路由阿济格领军,自陕北南下,直指西安;另一路由多铎统帅,南下征讨弘光政权。面对此局,李自成做出两项部署:其一,遣李过、高一功率重兵驻守陕北,抵御阿济格;其二,派大军出潼关,攻河南怀庆地区。多尔衮初时轻视李自成实力,未料其军在河南屡战屡胜,遂急令多铎暂缓南下,转援河南。
此间战略调整,颇有道家“阴阳相生”之妙。昔年吕洞宾修行时,常言“动静有常,刚柔断矣”,若一方只知猛进,不识退守,则易露破绽。李自成初时攻势如潮,却未料清军应变神速,反陷被动。
至此,多尔衮调整部署,命多铎、阿济格夹击李自成。而李自成将注意力置于陕北,亲率大军北上,欲先与阿济格决战。然行至半途,奏报传来:多铎率十万大军在怀庆击败大顺军后,乘胜西进,于顺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,抵潼关以东十里之地。李自成顿感危殆,立即驰援东线,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抵达潼关。当日,他便派爱将刘宗敏率军出关,据山为阵。多铎亦不示弱,遣前锋统领努山、鄂硕侧后包抄,同时派护军统领图赖率骑兵正面冲击。刘宗敏虽奋力奋战,终不敌八旗铁骑,败阵而归。
此后四日,双方僵持未战。直至顺治二年正月初四,李自成派大将刘芳亮率军偷袭清军,再度失利。李自成闻讯,“亲率马步兵拒战”。多铎随即“调镶黄、正蓝、正白三旗协力并进,尽歼其步兵”。初五、初六,李自成续派兵出战,仍告失败,大顺军由此转攻为守。
然清军亦未主动出击,初七、初八两日,双方无冲突。此间静谧,暗藏杀机——多铎心知潼关号称天险,易守难攻,清军以骑兵为主,若无红衣大炮,绝难破城。故清军静待此利器运抵前线。
正月初九,红衣大炮运至,经几日安装调试,正月十一日,清军始敢攻城。是日之战,清军以炮火轰击大顺防线,李自成军无法抵御,清军趁势冲阵,“诛斩无算”。经一日激战,大顺军惨败,李自成当夜撤回西安。次日,守将马世耀投降,后遭诛杀。潼关一役,李自成再度沦为“流寇”,一蹶不振。
观此战局,犹如《史记》所云“胜败乃兵家常事”,然李自成之败,非独天时地利不济。昔年张三丰创太极拳,讲究“以柔克刚,后发制人”,李自成拥兵数十万,却战略冒进,忽东忽西,未能持守;反观多铎,调度有序,待炮而成,恰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终以精良装备破天险。古诗有云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,然潼关之险,竟溃于红衣大炮之下,可见时移世易,旧法难御新器。
道家修行中,吕洞宾曾历“十试”而不动摇,方得道果。李自成初起势如破竹,然遇挫则心志不稳,用兵如张三丰所言“心浮气躁,根基必摇”,兼之内部将帅协调不力,如刘宗敏、刘芳亮等虽勇,却难挽全局。清军则似多铎领军,步步为营,终成合围之势。此中道理,可借《资治通鉴》之笔:兵不在众,在调;险不在固,在守。李自成之失,足为后世警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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