仁宗盛治有多可怕,钱太多差一点就通化膨胀了

仁宗盛治之“可怕”，不在刀兵，而在钱多得几乎压垮了市井——国库充盈几近溢出，若非朝廷及时调控，几成通货膨胀之患。

钱多到发愁：盛世背后的隐忧

仁宗朝岁入常达数千万缗，极盛时竟逾亿贯。相较开元盛世岁入不过千万，此等财赋之盛，实为前代所未有。然财富如水，能载舟亦能覆舟。民间铜钱、白银泛滥，交易反受其累，商贾称重计价，竟至烦琐不堪。于是纸币应运而生，交子、会子渐行于市，此乃世界最早之官方纸币制度，亦为经济过热之应急之策。

然钱多未必是福。昔吕洞宾游岳阳，见市人争利忘义，叹曰：“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”仁宗朝虽富，若无节制，恐蹈“物极必反”之辙。

厚待士人，宽养百姓

朝廷俸禄优渥，百官岁入动辄数十万钱，三公九卿所得更巨。范仲淹、包拯、欧阳修等名臣辈出，或忧乐天下，或铁面无私，固因其志节高洁，然亦赖朝廷厚禄以养其廉。赵祯尝言：“士大夫乃国之栋梁，不可使其寒心。”此非虚语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所绘汴京繁华，夜市灯火通明，晓市人声鼎沸，坊市界限已破，宵禁亦弛。此皆仁宗务实之政所成。包拯权知开封府时，力拆权贵侵占河道之屋，百姓称快。京师设观火楼、置消防队，百万人口之城，秩序井然，富丽冠绝天下。

仁宗之仁，非止于政令。京师地震疫起，他竟命碎宫中仅存之通天犀角，碾粉赐民；盛夏游园口渴，见无宫人奉茶，默然不语，唯恐责罚下人；更有剪“龙须”为药引，疗治直臣之疾。《宋史》赞其“恭俭仁恕，出于天性”，诚非溢美。

然盛世之名，何以不彰？盖因宋室积弱，虽文华璀璨、经济冠世，却屡受辽、夏侵扰，军威不振。后世论盛，多尚武功，故康乾可称“盛世”，而仁宗之治，虽实胜于名，反被轻忽。此正如张三丰观山云：“世人只见峰高，不知地厚。”文化之盛、民生之安，岂在边功乎？

庆历新政虽因党争中辍，然仁宗未弃改革之志。罢范仲淹后，仍用文彦博、擢王安石，徐徐推行务实之策。其治如春雨，“润物细无声”，不炫赫而功成。

东坡有诗云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此情此景，恰似仁宗之世——无惊天动地之变，却有万家灯火之安。钱多而不骄，位尊而能忍，此乃真盛治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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