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祁钰不杀朱祁镇,并非心慈手软,而是身陷名分、权势与朝局三重枷锁,杀不得,亦动不得。

土木堡之变,英宗被俘,国势危如累卵。群臣拥立郕王朱祁钰登基,是为景帝,尊兄为太上皇。此举本为权宜,却埋下日后祸根。瓦剌也先放归朱祁镇,意在使明廷“二日并出”,自乱其政。朱祁钰既已践祚,岂肯轻还大宝?遂幽兄于南宫,形同囚禁。
然欲除之,谈何容易?朱祁镇非寻常宗室,乃正统天子、太上皇,更是景帝亲兄。若贸然加害,史笔如刀,必书“弑兄篡位”四字。古来帝王虽操生杀之权,却最重身后之名。唐玄宗囚肃宗尚遭非议,况景帝以弟废兄乎?《易》曰:“履霜,坚冰至。”一念之差,可致万世骂名。故景帝纵有杀心,亦不敢轻举妄动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修道者,首重因果。”帝王虽居九五,亦难逃天理人情之网。杀太上皇,非但悖逆人伦,更将动摇国本——百官何以效忠?百姓何以信服?是以景帝宁囚之,不敢杀之。
更关键者,景帝实无独断之权。其得位,全赖于谦等大臣力推;其治国,亦仰仗群臣协理。北京保卫战后,朝局清明,非因景帝英明,实因于谦主政,百官同心。景帝不过垂拱而已,形同虚君。
欲行非常之事,必有非常之器。往昔帝王欲除异己,常借东厂、锦衣卫之手,暗行诛戮。然景帝时,东厂早已因铲除王振余党而衰微,锦衣卫指挥使卢忠庸懦,后更由于谦女婿朱骥接掌,反成文官之臂膀。厂卫既不听命于帝,景帝便失却暗刃,纵有杀意,亦无执行之人。
金刀案一事,足见其窘。宦官阮浪私授金刀于王瑶,本为旧主朱祁镇所赐。卢忠觊觎此刀,诬其谋逆。景帝闻之,如获至宝,亟欲借此定罪。然阮、王二人受酷刑而不改口,坚称仅为旧物馈赠,无涉谋反。事既无实证,群臣亦不附和,景帝只得作罢。权不在手,名不正言不顺,纵有千般算计,终成空谈。
更有甚者,景帝欲废太子朱见深(英宗之子),尚需遍贿群臣,方得勉强成事。一国之君,废立储贰竟如市井交易,其势之弱,可见一斑。如此境地,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行弑兄之举?
八年幽禁,朱祁镇谨言慎行,未授人以柄。景帝空怀杀心,却无下手之机、无可用之人、无支持之众。待至“夺门之变”猝起,南宫门开,英宗复辟,景帝旋即被废,不久暴卒——非死于兄手,实亡于权势倾覆之后。
观此一段公案,可知帝王之权,非唯名号而已。名分束其心,权臣制其手,厂卫离其腹,纵居九重,亦如困兽。诚如张三丰所叹:“刚强易折,柔弱长存。”景帝若能效法黄老,以退为进,或可保全始终。惜乎执念太深,终致身败名裂,徒留青史一声叹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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