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古代女子为什么不爱出门?”若你拿这问题去问一位深闺中的姑娘,她大抵会苦笑着回你一句:“非不愿也,实不能也。”

千百年来,她们何尝不向往“春日游,杏花吹满头”的畅快,却被一道道礼教的高墙、一双双缠裹的纤足,牢牢锁在了闺阁之内。不是她们天生爱宅,实在是世道逼得她们,出不了门,走不远路,见不了人。
早在《列子·杨朱》中就提到:“卫之君子多以礼教自持。”这“礼教”二字,原本是指行为准则、教化方式,可到了后来,却成了捆在女性身上最紧的一根绳子。
古代社会长期处于“男尊女卑”的结构中。一夫多妻被视为常态,而女子却必须“从一而终”。丈夫去世,改嫁的女子常被指指点点,守节者反而被褒奖成道德典范。《礼记》中那句:“夫者,妻之天也”,说白了就是要求女子绝对服从,仿佛没了丈夫,她就没了天。
更令人叹息的是,许多言论直接把女性与“小人”并列。孔子一句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,就被后世反复引用,成为压制女性的“经典依据”。再加上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这类观念流行,女性连读书明理的机会都被剥夺。她们的世界,被有意收窄到绣架、灶台和内室之间。
白居易曾在《妇人苦》中暗叹:“人生莫作妇人身,百年苦乐由他人。”这一句,道尽了多少无奈。
如果说礼教是精神上的禁锢,那么缠足,就是实实在在的肉体摧残。
缠足起源于北宋后期,至明清达到鼎盛,“三寸金莲”成了社会各阶层追逐的病态审美。女子自幼裹脚,断骨纤折,痛彻心扉,只为成就那一握之间的“美”。
这哪里是为了美?分明是“令女子步履维艰,终生出不得门户,见不得外人”的算计。试问双足成残,如何远行?如何劳作?如何拥有自己的人生?
她们不但身体被束缚,连心理也被教化得自觉顺从,甚至以为这是“福气”、是“身份”。《女儿经》中各种训诫无处不在,让女性从思想到身体,彻底成为礼教的牺牲。
正如《诗经》所言:“乃生女子,载寝之地,载衣之裼,载弄之瓦。”从出生那一刻起,命运似乎就已写定。
但也并非历朝历代皆如此压抑。唐代便是一缕清风拂过的时代。
据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,唐朝女子在春日可郊游设帐、骑马踏青,甚至有不少人走出家门经营小本生意,社会开放程度远超其他朝代——而大唐却未因此生乱,反而成为盛世。
这说明什么?说明“女子出门则乱”之说,根本是宋明以后礼教森严时代的一种控制话术,是男性为维护权威所设下的无形牢笼。
自宋至清,礼教愈收愈紧,“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”成了良家女子的标配。“大家闺秀”听起来高贵,背后却是常年困守绣楼、只能透过一方小洞偷窥未来夫婿的悲情。
她们的人生,从婚事到生死,往往自己做不得主。“妾发初覆额,折花门前剧。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。”李白笔下那点青梅竹马的自由相见,对大多数古代女子来说,终其一生也只是梦中场景。
所以说,古代女子不是不爱出门,是礼教不许、缠足不能、社会不容。一代又一代的女性,就在这样的深闺高墙中,静默地度过了她们的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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