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氏篡位为何独受唾弃?

这或许要用“天道循环”的眼光来看。史书里那些篡位者,或如赵匡胤“黄袍加身”后广开言路,或如曹丕“三让三辞”后称帝,唯独司马氏自司马懿起,便如暗潮涌动的毒蛇,最终吞尽魏室血脉。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有云:“礼崩乐坏,诸侯恣行。”
曹丕篡汉时,尚能摆出“禅让”架势。史载他三次拒绝汉献帝禅让,待献帝第三次“主动”让位,才接受。这种“礼节”虽是政治表演,却为后世留下“名正言顺”的台阶。
反观司马懿,其篡位之路可谓“无礼至极”。
曹叡临终前设下“双保险”,令司马懿与曹爽共同辅政。彼时司马懿不过六十岁,却已窥见天机。待曹芳年幼,他借高平陵之变,竟将曹爽兄弟“连根拔起”,连其幕僚桓范劝降的忠告都置若罔闻。
这种“杀伐决断”虽显魄力,却如同《战国策》所言:“诈伪之道,因时而变。”司马氏用的不是“礼”,而是“术”——权谋之术。
《资治通鉴》载:“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。”
司马昭弑君的暴行,比曹操更令人发指。他当街杀死曹髦,不仅撕碎了最后的道德底线,更让司马家族背上了“弑君逆臣”的千古骂名。
更致命的是司马炎的短视。
这位开国皇帝本可效法汉武帝“推恩令”,却选择将天下分封给司马氏诸子。结果八王之乱爆发时,藩王们竟像群魔乱舞般互相残杀,直接导致“五胡乱华”——这场浩劫持续四百年,中原大地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。
正如杜牧在《阿房宫赋》中所叹:“秦人不暇自哀,而后人哀之;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司马氏的覆灭,恰是对其“分封制”最辛辣的讽刺。
《晋书》评价司马氏:“权臣之祸,莫甚于司马氏。”
与其他篡位者不同,司马家族的“恶”具有累积性。从司马懿开始,他们就走上了一条“以暴易暴”的道路:废帝、弑君、屠戮忠良,最终将整个魏晋王朝变成了权力的绞肉机。
对比之下,赵匡胤的“陈桥兵变”反而显得“温和”。
他接受禅让后,不仅保留了后周旧臣,还开创“杯酒释兵权”的先例。这种“恩威并施”的手腕,让赵宋王朝得以延续三百年。
司马氏的教训,恰如《左传》所言:“多行不义,必自毙。”他们的权力游戏,最终成了历史的反面教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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