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唐不修长城,非不能也,实不为也——盖因国力未丰,更持“以攻代守”之雄心。

话说这长城,自西周烽火戏诸侯始,便成了中原王朝抵御北狄的“必修课”。秦筑长城以御胡,汉修壁垒以安边,历朝历代无不视之为国之大防。然则,大唐立国之后,却独树一帜,不再劳民伤财续此“工程”。此中玄机,深藏于国力权衡与战略远见之中。
贞观年间,突厥铁骑叩边,高昌、吐蕃虎视眈眈,朝堂之上确有大臣奏请效法秦汉,再起长城之议。然太宗李世民深谋远虑,一语道破天机:“修城万里,耗尽民膏,徒增疲敝,非安邦之策!”彼时大唐初定,隋末疮痍未复,若倾国力筑墙,恐重蹈炀帝覆辙。更关键者,太宗持“以攻代守”之策,宁挥铁骑出塞,决胜千里之外,不困守孤城,坐待敌至。此等气魄,恰如王昌龄诗云:“但使龙城飞将在,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大唐将士以战止战,长城之用,自然淡出视野。
时光流转,至赵宋立国,长城之梦更成泡影。非不欲也,实不能也!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,使中原门户洞开,燕山天险尽失。无险可依,长城何筑?宋廷只得退而求其次,于边境挖壕种树,筑城设防。然李贺笔下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之景,终成现实——三道防线在铁蹄下土崩瓦解,徒留“遗民泪尽胡尘里”的悲歌。
及至元朝,蒙古铁骑横扫欧亚,长城于其眼中,不过土石之堆。游牧天性崇尚野战,岂愿困守高墙?马可波罗东来,经河西走廊,过河套平原,竟对长城遗迹只字未提。此非疏漏,实乃元朝不修不护,昔日雄关已成断壁残垣,湮没于荒草。蒙古帝国的疆域“西极流沙,北穷大漠”,其自信正如王维所绘: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——天地皆牧场,何须筑垣自困?
纵观千年,长城之修废,实乃王朝气运的晴雨表。大唐以开放胸襟与强大军力,将防线推至国门之外;宋朝受制于地理,饮恨于残局;元朝则以征服者姿态,笑看土石成尘。此中隐情,非关技术,而在国魂——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,强则拓土开疆,弱则闭门自守,此乃历史长河中不变的定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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