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懿曾磕破头为他求情，杨俊最后结局是什么

司马懿曾磕破头为他求情，杨俊最后结局是什么

杨俊最终因曹丕猜忌被诬下狱，拒不求生，自杀身亡，时人皆惜其冤。

乱世之中，识人之明与立身之仁，往往比权势更能照亮史册。杨俊，字季才，河内获嘉人，便是这样一位在烽烟里刻下仁者足迹的人。他早年求学，师从东汉名士边让。边让在士林颇有声望，却因恃才傲物，得罪了曹操，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。杨俊目睹恩师之祸，心中对时局已有明断——河内乃四战之地，绝非久留之所。于是，他率领族人及乡里百姓百余口，辗转避入京、密深山。此情此景，与司马朗举族南迁何其相似，足见二人对乱世的清醒认知。

迁徙途中，杨俊始终以“仁”字当头。粮食紧缺时，他散尽私粮救济老弱；族人被掠为奴，他倾囊赎回。这般作为，恰如《道德经》所言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，他未曾标榜仁德，却让仁德在流离中生根发芽。山中的一段岁月，不仅保全了性命，更让他遇见了司马懿。彼时司马懿年方十六七，杨俊见其“非常之人”，心中暗叹此子日后必成大器。后来，他又力荐司马芝，直言其才能远胜其兄司马朗，慧眼如炬，可见一斑。

杨俊的仁义，不止于司马一族。在并州避难时，他偶遇牧童王象。王象幼年孤苦，给人放羊时偷读书卷，遭主人鞭打。杨俊得知后，不仅赎其自由，更为他建房、张罗婚事，待他安顿妥当，才悄然离去。这般举荐扶持，恰似“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”，王象后来官至魏国重臣，始终感念杨俊再造之恩。杨俊对人才的珍视，不仅是识人之明，更藏着道家“成人之美”的修行心法——不居功，不图报，只愿世间良材得遇。

曹操平定中原后，亟需人才，杨俊被征召为曲梁长。他到任后，宣扬教化，开办学校，官民称颂。曹操封魏公时，他升任中尉，随侍左右。然而，官场如棋，步步惊心。魏讽叛乱时，杨俊自劾请辞，触怒了曹丕，被贬为平原太守。彼时曹丕尚未称帝，却已对杨俊心生芥蒂——只因建安十六年，杨俊曾与曹植交好。曹操问及立储之事，杨俊客观评价曹丕、曹植优劣，却未明确表态，只因“君子不党”，不愿卷入立储之争。他赞扬曹植文采多一些，却被曹丕记恨在心，认定他是“曹植党羽”，这颗猜忌的种子，早已埋下。

黄初三年，曹丕巡幸宛县，见市面萧条，竟以此为借口将杨俊收监。消息传出，司马懿、王象等人急奔宫中叩首求情，甚至叩头出血，恳请曹网开一面。曹丕却铁了心，冷言道：“法度既立，岂能因一人而废？”杨俊深知君心已决，不愿同僚再牵连，遂仰天长叹：“吾知罪，不敢累他人。”言罢，自刎于狱中。一代仁者，就此落幕，时人闻之，无不扼腕。

杨俊之死，令人想起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中的悲叹：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他一生以仁处世，以慧识人，却终究难逃权力倾轧。司马懿磕头求情的血痕，曹丕冷漠的眼神，史书寥寥数笔，却写尽了乱世中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的无奈。杨俊的结局，何尝不是一面镜子？照见人性中的猜忌，也照见仁者在权势面前的无力——纵有千般智慧，万般仁德，若遇不懂珍惜之人，终究是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”的宿命。

乱世仁者的悲歌：杨俊之死与权力猜忌

杨俊的故事，如同一曲未尽的悲歌，在三国乱世中回荡。他避难时携老扶幼，为官时教化一方，识人时慧眼独具，却因一句“不党”的坚守，落得身死名裂的下场。曹丕的猜忌，司马懿的无力，王象的泣血求情，最终都化作了史册上的一笔叹息。或许，正如老子所言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”，杨俊的仁德让他名留青史，却也让他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。乱世之中，仁者之路，从来都不是坦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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