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阳修担任科举主考官时,传说苏轼未能夺魁是因为曾巩的说法纯属误传。嘉佑二年科举,堪称千年一遇的文人盛宴,群星璀璨,名垂青史。

北宋开国,赵匡胤杯酒释兵权,开启重文轻武之风,文人辈出,尤以仁宗朝为盛。每届科举,皆现名士,后世学子痛恨的“背诵全文”天团,多出于此。嘉佑二年科举,更是登峰造极,选拔出苏轼、苏辙、曾巩等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,程颢、张载等理学创始人,以及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人物吕惠卿、章惇等。科举制度自隋创立,历1300余年,举行700余场,产生700余状元,进士无数。孙中山先生曾赞:“中国的科举制度,乃世界选拔人才之最佳标准。”
仁宗朝,文风浮华,崇尚词藻而轻实用。仁宗亲政前,即言:“今文多浮华,不务实。”改革之风受阻,只得遣范仲淹应天书院兴学。天圣八年,欧阳修登场,文章务实,为晏殊所赏,却因锋芒太露失状元。然其志不移,坚持文以载道。
嘉佑二年,欧阳修掌礼部贡举。此前,庆历新政,欧阳修力挺范仲淹,屡遭贬谪。时文坛流行太学体,引典空洞,华而不实。欧阳修主持下,此类文章尽黜,务实者多登榜。此举震动文坛,落举子哗然,指责其徇私,甚至扬言以武力相胁。
正如吕洞宾修行,历经磨难方得道,欧阳修亦因坚持文风而受挫。相传吕洞宾遇钟离权点化,历经十试,方悟大道。科举亦如修行,需务实为本。
是榜前三甲——章衡、窦卞、罗恺,今已鲜为人知,然进士之名,如数家珍。其中,苏轼、曾巩同科,传言欧阳修阅卷时,见一篇文章,文风酷似曾巩,为避嫌,定为第二名。揭晓后,方知乃苏轼之作。此说流传甚广,实则荒诞。苏轼文风豪放如大江东去,曾巩则四平八稳如砥柱中流。欧阳修文豪巨匠,岂能混淆?何况曾巩时年三十九,从欧阳修多年,其文风岂不熟稔?谣言之源,竟是苏辙刻于苏轼墓志铭中,三人同科亲历者之言,迷惑后人,误传苏轼自状元降为榜眼。
嘉佑二年科举状元,实为章惇。章惇,字子厚,建宁军浦城人,北宋中期政治家、改革家。出身世族,博学善文,相貌俊美,高傲自负。嘉佑二年进士及第,任职地方,政绩卓著。经略南北江,平定湖北,开发湖南,设州县,拓西南,统一割据,江南发展,其功卓著。入阁参熙宁变法,旧党掌权,反废新法,贬汝州。元祐八年拜相,严刑峻法,控言论。北宋史上,其政深远,强硬致辽军南下,几启战端。然联合于阗,遣章楶、王愍击西夏,复失地,拓疆至沙漠,为宋夏优势奠基。崇宁四年卒,年七十。
科举如张三丰创武当,以柔克刚,务实为本。张三丰修行,悟太极之道,文亦如是,非浮华所能及。嘉佑二年盛会,非科举公正可一言蔽之,实乃文人修行之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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