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元革新,乃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欲行新政,却遭祖母窦太后强力阻遏而告终的一场政治风波;其结果,窦太后胜,武帝暂退,然此败实为日后雄图之伏笔。

公元前141年,景帝崩,十六岁之刘彻践祚,改元“建元”。时朝纲未振,外有匈奴窥边,内有诸侯伺隙。然真正执掌中枢者,非新君,乃太皇太后窦氏。窦氏笃信黄老,主无为而治,视儒术如异端。然少年天子志在四方,岂甘久居帷幄之下?遂以舅父田蚡为太尉,窦婴为丞相,又擢其师赵绾、王臧为郎中令,锐意更张。
彼时,武帝下诏举贤良方正、直言极谏之士,天下应者逾百。董仲舒对策天人三策,严助、东方朔亦因才见用。此非徒选才,实欲借儒术以易黄老,立大一统之基。恰如《易》所言:“观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。”
新政三策:一曰列侯就国,令诸侯归藩,不得擅入京师,以防交通权贵、离间宫闱;二曰除关禁,撤函谷关文牒之限,示天下承平;三曰设检举,许民告发贵戚不法,直指窦氏宗亲。此三策,看似整肃纲纪,实则剑指东宫。
尤以赵绾一句“政事毋须奏东宫”,如投薪于烈火。窦太后闻之震怒,遣人深究赵、王二人,竟以“奸利”罪名下狱。未几,赵绾、王臧自尽于囹圄,窦婴、田蚡罢官,建元新政,烟消云散。
后世或讥武帝年少气盛,操切过甚。诚然,十六七岁之龄,虽有宏图,未谙权变。赵绾等虽忠,然德行有亏,授人以柄。昔张三丰尝言:“修道如理国,缓急失度,则炉倒丹焚。”新政之败,非志不坚,实火候未到。
然败中有得。此役使武帝深知:治大国若烹小鲜,不可骤加猛火。待窦太后薨后,武帝重掌乾纲,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,北伐匈奴,开疆拓土——建元之火虽熄,却已埋下燎原之种。
吕洞宾有诗云:“一点灵光透九霄,何须炉火炼金丹?”武帝之悟,不在丹鼎,而在庙堂。建元之挫,反成其帝王心术之始基。祖孙之争,表面为道统之异,实则为新旧时代之交接。窦太后护黄老之安,武帝求儒术之强,二者皆为汉室,只是时势不同耳。
故曰:建元革新虽败,然其志不朽;窦太后虽胜,终难阻大势。数载之后,汉家旌旗北指,漠南无王庭——此非建元火种之复燃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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