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州与威尼斯,一在东方水乡,一在西方潟湖,皆因水而兴、以水为脉,然其发展路径迥异,一重实业农桑,一专海上通商,此乃地理与文明之殊途所致。

十三世纪,马可·波罗行至苏州,称其“是一颇名贵的大城”。彼时东西遥隔万里,却同为水网密布之城。苏州踞长江三角洲腹地,东临沧海,西枕太湖,北倚大江,南接闽浙,大运河穿城而过,诚如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所言:“食海王之饶,拥土膏之利,民殷物繁。”
其城肇基于春秋吴国,伍子胥奉阖闾之命,“相土尝水,象天法地”,依水势而筑城,遂成“水陆并行、河街相邻”之双棋盘格局。南宋《平江图》所示,城周约三十二里,面积近十六平方公里,街巷纵横,桥梁星布,舟楫往来如织。
昔人有云:“君到姑苏见,人家尽枕河。”此非虚语。苏州之水,非止交通之便,实乃生计之源、文脉之根。
反观威尼斯,地处亚得里亚海北隅,由118岛组成,水道交错,仅六点九平方公里。公元451年,避乱难民聚于潟湖之上,始有此城;687年立共和国,较苏州晚千余载。初时不过渔盐小聚,中世纪尚无集市可言,然其位扼地中海要冲,遂成东西贸易之咽喉。
苏州之盛,根于农桑百工。东汉时江南尚“地广人稀,饭稻羹鱼”,至南北朝,北人南迁,带犁铧与织机,江南遂兴。唐宋以降,双季稻熟,漕粮充盈,《晋书》称“有吴之务农重谷,始于此焉”。晚唐谚云:“嘉禾一穰,江淮为之康;嘉禾一歉,江淮为之俭。”足见其粮仓之重。
丝织尤盛。刘宋时已“丝绵布帛之饶,覆衣天下”;宋锦与云锦、蜀锦并称三大名锦;苏绣列四大名绣之首。明万历间,“东北半城,万户机声”,织工逾万。兼有造船、造纸、冶铸、酿酒诸业,百工竞巧,市肆喧阗。
道家有言:“致虚极,守静笃。”然苏州之民,虽近道家山水,却勤于实务,以“洞庭之民鲜务农耕,多商于远”为常。乃至士子亦视“商贾为第一等生业”,科第反居其次——此非世风日下,实乃经济勃发之自然流变。
威尼斯则全然不同。其地无田可耕,唯赖海贸。初以鱼盐易粟,继而贩运香料、丝绸、木材于拜占庭与西欧之间。十世纪为转运之枢,十一世纪竟垄断东方贸易,欧洲香料几尽出其手。十五世纪年入金达卡一百五十万,折今约八千五百万美元,与明朝全国税粮相当。
然其富也,如吕洞宾点石成金之术,看似辉煌,实系浮沙之上。一旦新航路开,奥斯曼崛起,威尼斯便如潮退孤舟,荣光渐黯。而苏州虽历兵燹,根基仍在田畴机杼之间,故能屡仆屡起。
两城人口亦悬殊。元明之际,苏州城内已逾十万,吴县一地即有二十五万人;鸦片战争前达七十万,仅次于京师。威尼斯鼎盛时仅十九万,且长期徘徊十万上下。盖因苏州背靠广袤腹地,而威尼斯孤悬海上,资源有限。
故曰:苏州以土为本,威尼斯以海为路;一者深耕厚积,一者逐浪求利。二者皆因水成名,然一似大地之树,根深叶茂;一若海市蜃楼,绚烂而危脆。此非优劣之判,实乃文明路径之别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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