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之所以打不过辽国,除了自身军力衰弱之外,更关键的原因在于:辽国已非昔日匈奴、突厥那般松散部落,而是一个制度完备、动员力强、兼具游牧骁勇与中原治理之长的成熟帝国。

世人常以汉击匈奴、唐破突厥为强盛之证,遂谓宋不能胜辽,必是积弱。然此论未察其变。匈奴、突厥虽悍,终未脱部落联盟之形,无常备之军,无定制之政,遇中原大兵压境,往往一溃千里。而契丹所建之辽,自太宗耶律德光始,已兼采南北之制——北面官治契丹,南面官理汉人;设五京,立道府县,仿三省六部,俨然中原王朝之体。
昔张三丰尝言:“刚柔相济,方为大道。”辽国正得此妙——马背驰骋如风,衙署文书如雨。其军制尤可畏:常备精兵二三十万,一旦举国动员,竟可聚百万之众。此非匈奴“控弦之士”可比,实乃集草原之锐与城郭之固于一体。
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于契丹,非仅献土,实乃自撤藩篱。长城天险尽归敌手,河北平原顿成坦途。自此,中原门户洞开,胡马可直抵汴梁城下。故辽视燕云如咽喉,断不肯轻弃——谁若染指,必倾国以争。
后周世宗柴荣雄略过人,959年北伐,四十二日连复三关三州十七县,锐气正盛。然天不假年,病卒于征途。或曰:纵其不死,亦难久守。盖因燕云沦陷已二十载,汉民渐习辽政,人心未必思宋;而辽国中枢既立,调兵如臂使指,岂容故土轻失?
宋太祖赵匡胤初亦欲以兵锋取之,两度北伐,皆因辽援北汉而退。非其怯战,实知强攻难克。遂转而蓄财积粟,置“封桩库”,欲以金帛赎还故地。此策看似迂缓,实含深谋——与其血战无功,不如待时而动。然天不假年,大志未酬。
《易》曰:“君子藏器于身,待时而动。”太祖之智,在知不可为而不强为;太宗继位,锐意进取,高梁河、雍熙北伐,两度大败,精锐尽丧,自此宋军再无力主动出击。后人多咎太宗,然若太祖在世,面对已成体系之辽国,亦未必能克。盖时势已异,非一人之智勇可挽。
道家有言:“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”宋之困局,非独兵弱,实因对手已化“蛮夷”为“国家”。昔日吕洞宾游华山,见樵夫争树,笑曰:“争寸土者,终失天下。”燕云之争,亦如是——强取不得,反损元气。后世当思:国之强,不在一时胜负,而在制度之韧、民心之固、战略之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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