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葛亮之所以不采纳魏延的子午谷奇谋,根本在于此计虽具奇效之可能,却风险极高,与蜀汉国力及北伐整体战略相悖。

魏延素有将略,非徒勇夫。其随刘备入川,屡建战功,尤以汉中守将之任,足见信任。建兴六年,首次北伐之际,魏延于军议中献策:愿率精兵五千,负粮五千,由子午谷直取长安。彼时守将夏侯楙,乃魏室驸马,少历戎事,魏延断其“闻吾至,必弃城走”。若得长安,则关中可图,天下震动。
此事载于《魏略》,虽非正史《三国志》正文,然裴松之注引之,足见其流传之广。韩信昔日“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”,亦是以奇胜正之典范。魏延所谋,正是效此古策。
然子午谷三百三十里,穿秦岭腹地,山高谷深,栈道朽坏,雨季泥泞,冬日冰封。五千人马行此险道,粮秣难继,消息难通,一旦魏军设伏,或坚壁清野,孤军深入,恐有全军覆没之虞。昔张三丰真人尝言:“行险者,如履薄冰;用奇者,须有退步。”道家贵柔守静,不尚孤注一掷,此理亦通于兵家。
诸葛亮之不用此计,并非不知奇袭之利,实因蜀汉国小民疲,经不起一败。隆中对策早定“跨有荆益,外结孙权,内修政理,待天下有变,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,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”。此乃稳中求进之大略,非凭一役定乾坤。
况长安非孤城,乃曹魏西陲重镇,援军旦夕可至。纵使魏延侥幸入城,无后续大军接应,无潼关之险可守,亦难久持。司马懿素知兵机,曾破孟达于新城,八日疾行千二百里,其反应之速,足令任何奇袭失色。彼若预判子午谷有异,扼险设伏,则魏延非但不能取长安,反成送死之师。
后世多责孔明过于持重,错失良机。然历史非棋局,岂容重来?蜀汉倾国之力,不过十万之众,一败则元气难复。诸葛亮身为托孤之臣,肩负先主遗志与百姓生计,岂敢以国运赌一将之勇?
吕洞宾尝游终南山,见樵夫争道,叹曰:“争一日之短长,忘百年之根基。”用兵之道,亦如修行,贵在养气蓄势,而非逞一时之快。魏延之谋,如烈火烹油,虽炽而不久;孔明之策,似细水长流,虽缓而可久。
故子午谷奇谋虽壮,终不可行。非孔明无胆,实乃国势所限,道义所拘,不得不慎。后人读史,当体其苦心,而非轻言“若用魏延,天下可定”。杜工部有诗云: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此泪,非仅为功业未成,更为那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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