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绍不救袁术,非不能也,实不愿也——一则名分所拘,二则私怨深结,三则利害权衡。

建安二年(197年),袁术于寿春僭号称帝,建号“仲氏”,设公卿、筑郊坛,俨然以天子自居。彼时汉室虽衰,然四百年正统犹存人心,刘备、关羽之辈尚以兴复为志,天下士人亦多怀忠义。袁术此举,无异自树靶心,遂遭孙策背盟、吕布反戈、曹操讨伐,终至众叛亲离。
袁绍此时已受天子诏命,拜为大将军,兼督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,位极人臣。若公然援救称帝之弟,岂非自毁名节?昔者吕洞宾游岳阳,见世人逐利忘义,叹曰:“名者,实之宾也。”袁绍既受朝廷名器,便不得不守其分。援袁术,则失天下士心;弃之,则保全大义之名。两害相权,取其轻者,此乃乱世枭雄之常道。
袁绍、袁术虽同出汝南袁氏,然血脉早疏。绍为庶出,过继于伯父袁成;术乃嫡子,素以门第自矜。术尝言:“吾家奴仆皆胜袁本初。”而绍姿貌伟岸,声望日隆,亦不屑与术为伍。董卓乱政之后,二人各据一方,更因立帝之争势同水火——绍欲立刘虞,术则假托忠汉以阻之,实怀自立之心。
自此,中原诸侯渐分两派:绍联曹操、刘表,术结吕布、公孙瓒。兄弟之谊,早已化为阵营之敌。及至建安四年(199年),术穷途末路,欲归绍处,仅得一纸应允,未见一兵相援。时绍正与公孙瓒决战于幽冀之间,虽已胜券在握,然即便有余力,亦未必肯救。盖因救之无益,反添祸端。
《史记》有言:“兄弟阋于墙,外御其侮。”然袁氏兄弟,内斗先于外患,终致两败俱伤。张三丰尝云:“争名夺利几时休?早将心地付东流。”袁术贪天子之虚名而速亡,袁绍吝手足之情而失远略,皆未悟此理。
尤为可叹者,绍坐视术亡,自以为剪除累赘,殊不知曹操既灭术,旋即转锋北向。官渡烽烟一起,四州之地竟不能保。若早知唇亡齿寒之义,或当稍施援手,纵不救其身,亦可牵制曹军。惜乎!权谋太过,反失大局。
赤壁江上,苏子曾问:“方其破荆州,下江陵,顺流而东也,舳舻千里,旌旗蔽空,固一世之雄也,而今安在哉?”袁氏兄弟,亦曾煊赫一时,终成史册微尘。名利场中,亲情如纸;乱世棋局,兄弟亦可弃子。后之览者,能无戒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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