荀彧并非不知曹操之志,而是明知其势不可逆,仍欲以己身为砥柱,挽汉室于将倾。

东汉末年,朝纲崩坏,非一日之寒。光武中兴虽续汉祚,然至桓灵之际,外戚专权、宦官弄政、士族割据,三股势力如鼎之三足,彼此倾轧,终致天下大乱。十常侍之祸起,何进被杀,董卓入京,汉室名存实亡。此时,能撑持庙堂者,唯余士族一脉——而荀彧,正是其中翘楚。
彼时群雄并起,刘表据荆州,刘璋守益州,皆以宗室自居,却无一人真有匡扶社稷之志。刘备虽号“皇叔”,然其志在立国,非复汉也。正如光武帝代新莽而建东汉,实为新朝之始。荀彧深知此理:若任由宗室各自为王,纵有一人得天下,亦非旧日汉室,不过改易旗帜耳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顺则凡,逆则仙。”世间事,往往逆流而上者方见真志。荀彧之择曹操,非盲从,乃审势。曹操初起,奉天子以令不臣,屯田安民,剪除黄巾,剿灭袁术,其才略远超诸雄。于乱世之中,唯曹氏尚有整饬乾坤之能。荀彧辅之,既为汉室留一线正统,亦为苍生谋一丝生机。
曹操自司空至丞相,再晋魏公、魏王,步步僭越。高祖白马之盟有言:“非刘氏而王者,天下共击之。”曹操封王,实已背汉。荀彧岂能不察?然其心之所系,非仅名分,而在道义。他冀望以己之忠直,感化曹操,使其终守臣节,如周公辅成王,功成而不居。
然人心难测,大势难回。曹操尝叹:“若天命在吾,吾为周文王矣。”此语已露禅代之机。荀彧闻之,心如刀割。他非不知曹操之志,实不忍弃汉献帝于孤城——彼时天子虽为傀儡,却是天下唯一合法之象征。舍此,则礼崩乐坏,再无纲常可言。
故其助曹,非愚忠,乃以身为饵,试挽狂澜。正如《易》所云:“知几其神乎!”荀彧早见机微,却仍选择前行,此非愚,实乃大勇。张三丰曾言修道之要,在“于无望处存希望”。荀彧之志,亦在此间——明知汉室将倾,仍以士人风骨,守最后一寸礼法之地。
杜牧有诗云:“东风不与周郎便,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然若无荀彧于许都运筹帷幄,曹操未必能成北方之基业。其功不在战场,而在帷幄;其节不在生死,而在始终。曹操终其一生未篡汉位,或亦因荀彧之存在,如一面明镜,照其不敢全然背弃初心。
建安十七年,荀彧卒,或云忧愤而终,或云赐空食盒自尽。无论何说,其志已明:宁死不附僭越。后世论之,或谓其迂,然正是此“迂”,撑起了乱世中最后一道士人脊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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