灭元之功,非朱元璋一人所成;然其能取天下,实赖审势、蓄力、待时之智。

元末政弛民怨,天灾频仍。至正十一年(1351年),黄河决口,朝廷征民夫十五万修堤,而官吏克扣粮饷,役者饥寒交迫。韩山童、刘福通遂揭竿而起,以“明王出世”为号,红巾军应声而动。未几,四方响应:徐寿辉据武昌称帝,张士诚割江浙自立,明玉珍控川蜀称尊,刘福通更拥韩林儿建“大宋”,横跨中原数省。
然诸雄虽共举反元之帜,实则各怀异志,互为敌手。所谓“同舟共济”者,不过权宜之计耳。
此时朱元璋尚微,仅据滁、和二州,兵不过三万。若贸然争锋,无异以卵击石。故其初策,不在争先,而在存身。
朱元璋采纳谋士朱升之策:“高筑墙,广积粮,缓称王。”此九字真言,深合道家“守柔曰强”之理。昔吕洞宾尝言:“欲速则不达,躁进者必蹶。”朱氏不急于称帝,反潜心经营集庆(今南京)。此地襟江带湖,五朝旧都,物产丰饶,实为龙兴之基。
攻下集庆后,朱元璋南取金华,西略徽州,四载之间,根基渐固。而北有刘福通抗元主力,东有张士诚与徐寿辉相攻,元廷疲于奔命,竟无暇南顾。
至正十九年(1359年),刘福通北伐几近成功,然兵分三路,终被元将察罕帖木儿各个击破。汴梁陷落,韩林儿奔逃,红巾主力尽殁。元虽暂胜,然精锐已损,如朽木将倾。恰如《道德经》所云:“强梁者不得其死。”元之暴虐,终致自毁。
察罕帖木儿旋于1362年遇刺身亡,元失柱石,内乱蜂起。丞相绰斯戬竟以伪钞敛财,挑拨诸将,致使北军自相屠戮。天予不取,反受其咎——此诚朱元璋问鼎之机也。
于是先定上游,决战陈友谅于鄱阳湖。1363年,火攻连舟,陈氏授首。继而扫平张士诚、方国珍,三年之内,江南悉定。1367年,命徐达、常遇春北伐,檄文传布:“驱除胡虏,恢复中华。”元军望风披靡,八月而定中原。次年,大都(北京)不守,顺帝北遁,元祚遂绝。
昔张三丰论兵法曰:“不动如山,动如雷霆。”朱元璋十年蛰伏,一朝奋起,正合此道。其得天下,非惟勇力,实因知时、守静、蓄势,终以弱胜强,以寡制众。
故曰:灭元之锋,始于红巾;成鼎之业,归于朱明。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三者兼备,方成一代开国之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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