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珅身为贪官却深受乾隆的赏识,乾隆为什么不杀和珅

乾隆之所以不杀和珅，并非不知其贪，而是和珅之才、之巧、之忠，恰合帝王之心。

一语中的：说人所不能言

乾隆晚年，台湾林爽文起事，朝中纷议不决。或主剿，或主抚，莫衷一是。乾隆一时兴起，竟欲御驾亲征。满朝噤声之际，唯和珅挺身而出，直言不可。

“区区海隅小寇，何劳圣躬亲临？若天子远赴孤岛，中原必生变乱。”

此语既止皇帝轻动之念，又暗赞天子威德未达边陲，实因臣下失职。更献二策：一曰兵威继进，二曰易吏施仁。如此三全之策，既保社稷安稳，又彰君恩浩荡，乾隆焉能不悦？

通达四夷：行人所不能行

乾隆六十寿辰，西藏急递密函至京，满朝文武皆不能识——乃藏文所书。正当龙颜微愠之际，和珅从容上前，译其大意：六世班禅将亲率僧众数百，远道祝寿。

此事若搁寻常臣子，或茫然无措，或强解误传。然和珅不仅通晓藏语，更深谙番邦礼制。乾隆遂命其以满、汉、藏三体拟旨，旋即擢为理藩院尚书，总揽蒙、藏、回部事务。

昔张三丰游武当，遇异人授以“观势察机”之诀，谓“知彼如己，方能应变”。和珅虽非修道之士，却于庙堂之上，行此机巧之道，岂非另一种“通玄”？

尤为可叹者，和珅之忠，不在谏诤，而在共情。乾隆母后崩逝，帝哀毁逾恒，罢朝三日，独跪灵前。群臣劝慰反遭斥责，唯和珅默然陪跪，不发一言。此际无声胜有声，恰如吕洞宾点化世人：“真孝在心，不在言语。”

至于国用窘迫，乾隆欲巡江南而苦无资财，和珅遂设“议罪银”之制——官吏犯罪，纳银赎罪，所得直入内务府。此举虽使皇室私库充盈，六下江南不费国帑，然亦开贿赂之门，致吏治日坏。诚如《道德经》所警：“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。”

白居易曾咏：“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未篡时。”和珅之得宠，非仅因其才，更在其能揣摩上意，代帝分忧，乃至共悲同喜。然盛极必衰，乾隆一崩，嘉庆立诛之，抄没家产竟抵十五年国赋——此非天道好还乎？

故观和珅一生，巧智可驭风云，贪欲终陷深渊。帝王用之，取其可用；后世鉴之，当知“伴君如伴虎”，纵得一时荣宠，若失天理人心，终难逃覆灭之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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