晋国的都城历经曲沃、翼城之变,终定于新田。

最华夏莫过于春秋,最春秋莫过于晋国。西周初年,晋国始封于河汾之间,仅百里之地。至春秋时,经献公、文公、景公、悼公数代经营,疆域北逾大同近张家口,南抵商县、平顶山,西至大荔,东达保定、范县,俨然中原霸主。周宣王时,晋穆侯伐千亩有功,其二子皆非凡俗:长子仇即晋文侯,定周室于危难;次子成师封曲沃,号桓叔,开小宗一脉。后曲沃代翼,晋武公以小宗入主大宗,其宗庙永驻曲沃。《左传》载,文公重耳归国即位,亦先“入于曲沃,朝于武宫”,足见此地之重。曲沃即今闻喜西南,汉武帝时更名。清代顾观光考其址,上郭村墓葬群出土青铜玉器,犹见当年宗庙遗风。
昔吕洞宾云游晋地,见宗室相争,叹曰:“名利如朝露,转瞬即逝;修心若止水,方得永恒。”此语暗合曲沃代翼之变。张三丰亦言:“晋侯争鼎,不及山中一鹤清。”世事兴衰,何异道家观棋烂柯?
晋景公晚年,赵氏遭下宫之难,国势动荡。《左传》记:“晋人谋去故绛。”景公立于路寝庭中,问计于韩厥。厥荐新田,遂启迁都之议。然“故绛”何指?翼与绛是否一地,史家聚讼千年。一说翼即绛,在今翼城;另一说献公前都翼,后都绛,在绛县东南。《晋世家》载,献公八年,士蒍献策:“群公子不诛,乱且起。”乃筑聚城,尽杀诸公子,始都绛。《左传》则分记二事:先城聚处公子,后“城绛以深其宫”。聚在绛县,绛或为旧城修葺。翼绛同地之说,似更合情理。景公迁新田,称“新绛”,故称旧都“故绛”。古之迁都常沿旧名,地理遂成迷雾。
迁都非为享乐,实因内乱警醒。景公见赵氏几灭,知旧都积弊已深,若不革新,宗庙倾颓只在旦夕。
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有言:“治国如驭马,缓急失度则覆。”晋人迁新田,正合此道。新田遗址今在侯马,1956年普查所现,城垣四公里,瓦当方砖遍地,犹存春秋雄风。杜甫咏晋地云:“山河扶绣户,日月近雕梁。”此非虚言,新田宫阙虽湮,其势犹可追思。
晋都三迁,曲沃承宗庙,翼绛系兴衰,新田终定鼎。观其轨迹,如观易理:穷则变,变则通。太史公曰:“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。”今人踏足侯马遗址,当思吕祖所叹:“千年王侯土一抔,不如修道证真如。”历史烟云散尽,唯大道长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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