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高丽和朝鲜是如何以小国之姿游走于各方之中的

古代高丽和朝鲜以“事大主义”为纲，凭借灵活务实的外交手腕，在诸强夹缝中辗转求存，乃至乘势得益，其生存之道颇值得玩味。

高丽的兴起与事大之始

唐代末年，中原板荡，边境羁縻之力衰微。朝鲜半岛上的新罗贵族弓裔起兵自立，建泰封国，不久大将王建取而代之，改国号为高丽。经一番征战与受禅，至公元936年，高丽终成一统。然立国未稳，西面契丹已灭渤海，疆土相接，顿失屏障。高丽太祖王建对此甚为警醒，尝言：“契丹尝与渤海连和，忽生疑贰，背盟殄灭，此甚无道，不足远结为邻。”遂绝其交聘。契丹遣使赠驼，王建竟饿死骆驼，流放使臣，两国由此交恶。此一举，颇有道家“预则立，不预则废”的机锋，恰如修行之人，见微知著，不待祸至而先避之。

当宋朝肇建，高丽光宗即于宋建隆三年遣使入贡，奉宋正朔，定宗藩之谊。这便是其“事大主义”之始——择强而事，以图自保。宋朝亦乐得联丽制辽。然高丽之心，非独系于宋。它既贪慕宋朝的绫绢、瓷器、书籍诸般精美物产，以滋养本国文教制度，又惧近邻辽朝铁骑之威。故而在两强之间，并未全然“选边站”，反是左右逢源，自在游走。台湾学者张幸如曾论，此举使高丽既保国防无虞，又获宋之文利，未成牺牲，反成赢家。这般弹性，暗合《阴符经》“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”的应变之理。昔有吕洞宾云游四海，见机而作，不入险地，高丽之策，庶几近之。

游走于易代之隙的智慧

待女真崛起，金朝代辽，高丽审时度势，即刻停奉辽朔，静观其变。其“事大”之要，首在辨谁为真“大”。故当宋欲重新册封，高丽婉拒；金兵大举南下，北宋乞援，高丽亦不为所动。它毅然抉择，奉金为上国，称臣纳贡。此非忘义，实将国家安全置于文化与经贸之上。由是，国祚得保，寸土未失，反于辽金战中取得保州，享百年太平。这取舍之决，犹如张三丰创太极拳，柔中寓刚，不与之争强，而能后发制人。苏轼《定风波》词云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高丽于此变局中，颇有几分“风雨不惊”的定力。

元明之际，局面复变。元末衰微，北元犹存余力。高丽恭愍王虽曾出兵元之辖地，杀其使，停“至正”年号，并遣使明朝求册封，然王遇弑后，又转亲元，行两面外交。辛禑王在位十四载，遣使北元九次，北元亦十次遣使来丽，或册封，或谋联兵攻明。此种摇摆，看似骑墙，实为小国在巨人身影下求存的无奈之策。正如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未必俱是正面抗衡，有时迂回侧行，亦是生路。

及至李成桂立朝鲜王朝，“事大”虽仍为国策，然执行至中后期，渐趋教条。因明军曾助其逐倭，有“万历再造之恩”，朝鲜感恩至深，设“大报坛”祭祀，礼仪隆于宗庙。由是，慕华事大之情，演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。乃至后金崛起，仁祖犹固守亲明反金之策，终致城下之盟的屈辱。此乃未能审时度势之过，恰如《史记》所诫“时异则事异”，昔韩信能忍胯下之辱，而后成大事，若一味拘泥旧恩，不识时务，则难免困顿。道家修行亦重“与时俱化”，庄子谓“物之生也，若骤若驰，无动而不变，无时而不移”，高丽早先之灵活与朝鲜后期之僵化，对比鲜明，足为深戒。

纵观数百年，高丽与朝鲜的生存史，便是一部小国于大国博弈间的周旋史。其核心智慧，在于知强弱、辨时势、善变通。初时，它如溪流绕石，不与之争，反能穿行；后期，则似胶柱鼓瑟，失却灵动。读史至此，令人掩卷长思：存亡之道，岂在固守一途耶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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