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禅并非传统印象中那般不堪,他实是一位在乱世中勤政节俭、思虑清晰的君主,只是生不逢时,难挽狂澜。

提起刘禅,世人多嗤之以鼻,以为他是那“扶不起的阿斗”,贪图享乐、懦弱无能,最终亡国投降,沦为笑柄。但历史如镜,照见的往往不止一面。若细读《三国志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史籍,便会发现,刘禅的影子并非全如传说中那般灰暗。他登基时年方十八,诸葛亮曾评价他“天资仁敏,爱德下士”,刘备白帝城托孤,更叮嘱视丞相如父。这般起点,岂是庸碌之辈所能有?
诸葛亮提议北伐时,刘禅曾规劝说:“相父南征,远涉艰难;方始回都,坐未安席;今又欲北征,恐劳神思。”这话里,既有对诸葛亮的体贴,更暗含一层深意:北伐劳民伤财,当下修生养息方为上策。虽与诸葛亮见解不同,但刘禅后续却全力支持北伐,不遗余力。这并非盲从,而是思虑后的决断——他懂得权衡利弊,既尊重贤相,又顾全大局。正如南怀瑾先生在谈《易经》时所言,“阴阳相济,方能长久”,刘禅的治国,便暗合了这种平衡之道。
诸葛亮出兵后,刘禅即着手朝政整顿。刘备死后,朝中若无诸葛亮把持,刘禅若真无能,又如何安坐帝位?他设置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,主管政务,蒋琬为大司马,主管军事,使两人权力交叉牵制,又各有侧重。蒋琬死后,刘禅“乃自摄国事”,大权独揽,彻底改变了蜀国“事无巨细,成决于丞相”的旧制。这般手段,虽不及曹操那般霸气,却显出了君主应有的权谋智慧。近代史家钱穆在《国史大纲》中论及君主制时,曾强调“制衡”之要,刘禅此举,可谓暗合其理。
道家修行中,有张三丰创太极拳的故事,讲究以柔克刚、顺势而为。刘禅的治国,未尝不是如此——他并非强硬霸道,而是以隐忍和平衡维系朝局,这在乱世中,反是一种生存的智慧。
刘禅在位四十一年,史载其“本性仁慈,为人节俭”,并无传闻中奢华享乐之态。蜀国的衰落,根源早显于刘备生前。刘备称帝后,为报关羽之仇,出兵攻打孙权,结果火烧连营,败于陆逊,郁郁而终。这正如《史记》中论项羽败亡,“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”,刘备一役,已损蜀国元气。诸葛亮、姜维等主战派长期北伐,虽志在一统,却消耗国力,使百姓疲敝。杜甫有诗云: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”,道尽了北伐的悲壮与无奈。
蜀国内部,人才青黄不接,蒋琬、费祎之后,仅余姜维等人勉强支撑。而魏国、东吴虎视眈眈,时势已非诸葛亮隆中对所能料。刘禅生于这般时代,性格不够强硬,少涉军事,面对战争时自显软弱。但这并非他一人之过。若生在和平年代,以他的仁慈节俭,或能成一代明君,如汉文帝般“修养生息”,深受爱戴。可乱世之中,君王需霸气胆识,刘禅缺的正是这一点。
警醒之处在于:后世常将亡国之罪归于君主一人,却忽略了时势大局。刘禅的投降,实是顾及百姓,忍辱负重。邓艾奇袭成都时,他若负隅顽抗,必致生灵涂炭。投降后,他装疯卖傻,纵情享乐,这非堕落,而是为保全蜀中百姓而受的羞辱。吕洞宾有诗云:“得道真仙不易逢,几时归去愿相从”,刘禅的“乐不思蜀”,或许正是道家“和光同尘”的处世之道,以糊涂掩精明,求存于乱世。
总之,刘禅之真实面貌,远非“扶不起的阿斗”所能概括。他勤政节俭,思虑清晰,在治国上显露出平衡之智,只是时运不济,人才凋零,加之性格柔韧,难抗时势洪流。历史如长河,每个人物皆在其中沉浮。刘禅的故事,提醒我们莫以片面论英雄,当观其全貌,思其处境。或许,他正如八仙中的张果老,倒骑驴背看世人——看似糊涂,内里却自有乾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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