盐,看似平凡之物,实乃国之命脉。

“盐者,百味之本,国之大宝也。”《蜀王本纪》记载宣帝时凿井数十,可见盐业自古便是王朝根基。正如“盐井千秋利,金汤万代安”,历代王朝对盐的把控可谓用心良苦。
盐价之高,常人难以承受。《唐书》载:“盐价一斗,可换粟三石。”如此昂贵之物,百姓岂能随意取用?《资治通鉴》载黄巢起义,其起因竟与盐商有关。这位私盐贩子本欲谋利,却因官吏贪腐,终成祸乱之源。
盐政之弊,不在盐本身,而在人。
至清代,统治者独创“渔盐”制度,将食用盐与腌制盐分离。海水煮盐得白盐,渔盐则为未提纯之红盐,专供渔民腌鱼。此法既解民生之困,又控盐政之流。
然制度终难防人性之贪。渔民谎报渔获,囤积渔盐,私贩横行。清廷效法吕洞宾“点铁成金”之术,派员实地核查渔获,以量定盐。此举虽暂抑私盐之风,却难阻贪腐之手。
《道德经》云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。”盐政之难,恰如烹鱼,火候稍差便生腥气。
盐商之富,可比王侯。扬州盐商“富可敌国”,乾隆国库半数收入来自盐税。然百姓仍铤而走险,私盐贩子“宁负九族,不弃盐利”。此情此景,恰似张三丰所言:“人心若贪,纵有金玉,亦难填欲壑。”
今日盐价低廉,反令人忧。世界卫生组织警示:“日食盐超五克,百病由之生。”白居易诗云:“未尽一壶酒,已成三独醉。”贪欲之害,古今一理。
盐政之变,非独制度之功,实乃文明进步之明证。
盐,从王朝命脉到民生日用,见证了千年文明变迁。今日之盐,已非昔日之金丹,然其背后的人性博弈,依旧如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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