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元璋对江南的仇视,源于张士诚的抵抗与旧怨。

元至正二十七年(1367年),朱元璋率军围攻苏州,张士诚据城死守。史载“资粮尽罄,一鼠至费百钱”,城中百姓“煮履下枯革以食”。张士诚兵败自缢后,朱元璋将二十余万江南士民迁往南京。彼时江南士人“呼为张王”,令朱元璋心生忌惮。
此番场景,恰似吕洞宾传说中“铁拐李怒斥江南财主”的隐喻——财富与傲慢,往往成为统治者的眼中钉。朱元璋虽为布衣出身,却对江南士族的“柔弱”与“奢靡”深恶痛绝。他曾在微服私访时感叹:“吴地民风,非我等寒门所能容。”
洪武初年,朱元璋推行“江南重赋”政策,苏州、松江等地赋税“甲于天下”。时人有言:“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。”此政策引发朝野争议,然终明之世未有改易。
学界对此众说纷纭。清人《明史》认为此乃朱元璋“泄愤”之举,然韦庆远先生则指出,此政策实为“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”。其驳论精辟:“若因张士诚而重赋,何不因陈友谅而重罚?”
张三丰曾言:“治世如弈棋,需观全局。”朱元璋之策,或许正是如此。江南工商业繁荣,士族势力盘根错节,若不以重赋压之,恐难稳固政权。此举虽显苛刻,却暗合“以农为本”的传统理念。
然则,此策亦埋下隐患。正如八仙过海之典,若一味压制,终有反噬之日。明末江南士绅之崛起,或与此政策息息相关。
历史如镜,照见人性。朱元璋对江南的怨恨,既是个人恩怨,亦是时代洪流下的必然。他如张三丰般,试图以刚克柔,却未料到“柔能克刚”的真谛。
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有云: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”朱元璋之江南往事,亦随历史长河渐行渐远,只余一声叹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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