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“我国历史有1500年空白期”,实指夏商周三代早期缺乏确切文字记载的传疑时代,并非全然无迹可寻,而是信史未立、文献难征。

华夏素重史册,然真正可考之“信史”,始于周厉王奔彘、共和行政之年——公元前841年。自此以往,年月可稽,人事可证;而此前千五百年,则多赖口传、追述与后世编纂,谓之“传疑时代”。
此非史家怠惰,实因文字未兴、竹帛易朽,加之兵燹水火,使上古之事如雾中观花。
近代甲骨文出,殷商之貌始露端倪。自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安阳小屯村初现龟甲兽骨,迄今已出土十五万余片,可识之字逾两千。殷人卜辞,记事详实,祭祀、征伐、农事靡不备载,足证商代非虚。
《易·系辞》有言:“上古结绳而治,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”文字之兴,乃文明之枢机。无书契,则往事如烟。
殷商既明,夏朝何在?上世纪五十年代,徐旭生先生率队赴豫西寻“夏墟”,于偃师得二里头遗址。宫室基址巍然,青铜礼器精妙,绿松石龙形器尤显王权气象。然遍察陶片、夯土、墓葬,竟无一字可确指为“夏”。
史之难,在信;信之难,在证。无文字为凭,纵有宏构,亦难脱传说之域。
今人所知夏事,多本《史记·夏本纪》与战国诸子之说。大禹治水,受舜禅让,建夏于公元前2070年——此说流传最广。然晋国史书另载:舜囚尧而逐其子,禹继位后亦放舜于苍梧之野。禹恐身后遭同样命运,遂废禅让,私传其子启,开家天下之先河。
此说虽骇人听闻,却更近人性之真。古之圣王,未必皆如后世所颂那般温良恭俭。
启之后,太康耽于逸乐,政事荒弛。有穷氏后羿乘隙而起,逐太康,自立为君。此“后羿”非神话中射九日者,然其善射之名,或为传说所本。《淮南子》云:“尧时十日并出,猰㺄为害,命羿诛之。”神话与史影交织,难分彼此。
道家典籍亦载吕洞宾尝言:“三代以上,道在君相;三代以下,道在隐逸。”盖言上古政教合一,道统即治统;及至礼崩乐坏,真道乃隐于山林。张三丰亦叹:“史册所载,不过成败;人心所藏,方是春秋。”
寒浞篡羿,少康复国,夏祚再续——此等故事,曲折如小说,然无同期文字佐证,终属“层累造成”之古史。顾颉刚先生早年提出“古史辨”之说,正为此类叙事发微。
历史之空白,未必是遗忘,或许是等待。待地下之新材料出,或可照破千年迷障。正如苏轼《赤壁赋》所叹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。”——有些真相,不在纸页,而在时间深处静候慧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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