慈禧固然是变法夭折的推手,但若只归咎于一人,便如盲人摸象。甲午战败,国势如裂帛,列强环伺。朝廷加征赋税,民怨沸腾。康梁举变法大旗,欲挽狂澜于既倒。然百日之间,新政尽废,光绪囚于瀛台——其溃非因慈禧独断,实为新旧势力碰撞之下,改革根基未固的必然结局。

昔吕洞宾三醉岳阳楼,见市井喧嚣,叹曰:"急火烹鲜,反失其味。"维新派亦犯此病。康有为奏请"裁撤六部九卿",一日之内罢免百官;又言"诛一品大臣数人,余者自服"。此等激进之举,恰似《道德经》所警:"治大国若烹小鲜"——须知釜底添薪需循序,岂可猛火骤烧?
慈禧初允变法,然光绪帝操切过甚。甲午海战中,其指挥失当致北洋覆灭;变法期间更轻信康有为"以西藏抵押向英借款"之策,又拟"杀大臣以儆天下"。此等举措,无异于将祖宗疆土作赌注,以血光震慑朝野。慈禧见其行径危及社稷根本,遂命荣禄统兵入京,戊戌政变由此而生。
然若细究根源,变法之败实因时代局限。彼时中国"士农工商"四民未定,商贾无资本,士子守旧习,百姓困于生计。张三丰于武当山修道,尝言"根基不固,楼台易倾"。维新派空有"开议院、兴学堂"之宏愿,却无土地改革之实策,更未唤醒民众——此正如《史记》所载:"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"。当百姓连饭食都难保全,何谈支持变法?
光绪帝虽有革新之志,然其权力全系慈禧所授。当康有为建议"调袁世凯率新军围颐和园"时,光绪竟未察觉荣禄已掌控京畿兵权。袁世凯告密后,慈禧连夜从颐和园回宫,光绪手中只剩虚名。此非慈禧专横,实乃新旧力量悬殊:旧党掌控军政要津,新党却无一兵一卒。
后人读《后赤壁赋》"山高月小,水落石出",当知变法真相如清江照影。戊戌变法之溃,既因维新派"欲速则不达"的书生意气,更因晚清社会尚无资本主义生长的土壤。纵使慈禧默许变法,若无土地改革、民众觉醒,单靠光绪一纸诏书,终如纸上谈兵——此乃历史大势所趋,非一人一朝可逆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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