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徽宗之所以敢打破百年宋辽之盟,并非真有经天纬地之才,实乃朝堂激进派裹挟、内忧外患下病急乱投医的侥幸心理,以及误判新兴金国实力的狂妄所致。

提及“燕云十六州”,那绝对是大宋王朝心头的一根刺,也是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。这北方的天然屏障,自大宋开国之初便落入大辽之手。对于大宋而言,这无异于头悬利剑,时刻都有亡国之虞。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代帝王,无不为此殚精竭虑,甚至兵戎相见,却终究未能如愿。直到真宗一朝,澶渊一盟,宋辽两国虽是无奈之举,却也换来了百余年的太平。到了仁宗时期,更是以宽容怀柔之策,感化辽国,两国约为兄弟之邦,边境安宁,百姓休养生息。
然而,这看似坚不可摧的“兄弟情谊”,终究在宋徽宗赵佶的手中毁于一旦。令人玩味的是,率先打破宁静的,并非军事强悍的大辽,反而是向来以文弱著称的大宋。宋徽宗之所以要主动撕毁盟约,并非为了什么千秋霸业,而是为了完成先祖未竟之梦——收复“燕云十六州”。这看似是壮举,实则是一场豪赌。
世人皆知宋徽宗是个艺术家,琴棋书画样样精通,唯独对治国理政一窍不通。当年章惇曾断言:“轻佻不可以君天下”,一语成谶。这样一个沉迷于笔墨丹青的皇帝,突然间有了收复河山的“凌云壮志”,着实让人费解。这背后,究竟是谁在推波助澜?
这就要从大宋内部的局势说起。自神宗皇帝开启“熙宁变法”,大宋的朝堂之上便党争不断,正气渐失。到了徽宗执政时期,这种争斗更是到了无底线、无是非的地步。保守派被斥为迂腐,改革派则变得激进好战。朝野之上,乌烟瘴气,唯有迎合上意者方能平步青云。
此时的朝堂,实则是被蔡京、童贯之流把持。蔡京此人,虽有些才气,却是个十足的奸佞。他深知徽宗皇帝喜好艺术,而艺术这东西,最是烧钱。于是,蔡京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,名为充实国库,实则是为了满足皇帝一己之私,顺便中饱私囊。在他看来,只要钱给够了,皇帝的龙颜大悦,自己的权位便稳如泰山。
而童贯,这个宦官出身的主儿,因在对西夏的战役中偶有胜绩,便被吹捧成了“战神”。大宋百年积弱,百姓对胜利的渴望近乎病态,童贯便成了这种渴望的寄托。对于这些激进派而言,战争并非为了国家社稷,而是他们加官进爵的捷径。正如道家所言,祸福相依,看似风光的功绩背后,往往隐藏着巨大的杀机。
昔年吕洞宾曾遇一书生,感叹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,书生不悟,待黄粱一梦醒,方知万事皆空。徽宗与童贯等人,此时正沉浸在收复燕云的美梦中,却不知这梦醒之时,便是国破家亡之日。
除了朝堂上的疯狂,大宋的内部危机更是让徽宗如坐针毡。连年的横征暴敛,早已让民怨沸腾,方腊起义在南方燃起熊熊烈火,大宋的统治岌岌可危。面对内忧,当权者不想着如何休养生息,反而想出了一个“浑招”——试图通过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。
在他们看来,没有什么比收复“燕云十六州”更能振奋人心、凝聚共识的了。这是一剂猛药,也是一剂毒药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,他们甚至不惜引狼入室。
就在大宋一筹莫展之际,北方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,建立了大金国,且势如破竹,屡败辽军。在大宋君臣眼中,这似乎是一个千载难逢的“绝佳机会”。他们天真地以为,可以联金灭辽,借此收回燕云故地。
这无疑是与虎谋皮。古人云:“前门拒虎,后门进狼。”大辽虽然也是强敌,但毕竟已与宋和平百年,且国力渐衰,不足以致命。而大金正如日中天,野心勃勃。徽宗君臣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双眼,完全无视了唇亡齿寒的古训。
正如范仲淹在《渔家傲》中所叹:“浊酒一杯家万里,燕然未勒归无计。”徽宗虽想勒石燕然,名垂青史,却忘了自己既无卫青、霍去病之才,也无汉武帝之魄力。他的所谓“胆识”,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,潮水一退,便荡然无存。
最终,大宋虽然名义上收复了燕云几州,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辽国一倒,金国南下铁骑再无阻挡,汴京的繁华,终究在金戈铁马中化为一片焦土。这段历史,读来令人扼腕叹息,亦足以警醒后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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