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匈之战中,即便汉朝偶有战败,匈奴仍元气大伤,盖因其国力根基已遭连年重创,难以复振。

自高祖白登之围后,汉廷以岁赐、和亲暂息边患。彼时天下初定,民疲财匮,若逞一时之勇,恐社稷倾危。故惠、文、景三帝承此策,遣宗室女远嫁单于,虽看似屈辱,实乃韬光养晦之道。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柔弱胜刚强”,此非怯懦,乃待时而动。
昔张三丰尝言:“静如处子,动如脱兔。”汉初之隐忍,恰似道家“守中致和”之理。待文景之治积粟如山、马匹充厩,方有武帝挥师北伐之资。
及至武帝,国力充盈,遂罢和亲,专务兵戈。卫青出云中,收河套;霍去病渡瀚海,封狼居胥。史载“执虏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”,匈奴自此“漠南无王庭”。然连年征战,耗损何止士卒?《盐铁论》有云:“兵者凶器,不得已而用之。”汉军虽胜,国库亦虚,百姓转输不息,几近疲敝。
然最堪警醒者,莫过李广利之败。征和三年,其闻家眷下狱,欲以战功赎罪,竟驱疲兵深入大漠。将士饥疲,后援断绝,终全军覆没,身降胡庭。此非战之罪,实因庙堂内斗牵连边将,致使忠勇之士进退失据。
胜负之数,岂在疆场一役?匈奴虽侥幸得胜,然其部众凋零、畜产耗尽,纵得李广利,亦如枯木逢春,难续根本。反观汉室,虽一时受挫,然根基未摇,制度犹存。正如吕洞宾点化世人:“败而不溃,方为真强。”
故曰:匈奴之衰,非因一战之胜败,而在其游牧之体,不堪持久消耗;汉朝之强,亦非全赖兵锋,实赖农耕之厚、制度之稳。百年角力,终见分晓——非天命,乃势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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