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历怠政三十四年的原因是什么

万历怠政三十四年，实因神宗早年受制于张居正、李太后与冯保，亲政后既失约束，又无内忧外患之迫，遂以“称疾”为由，消极理政，终致朝纲废弛、国势日衰。

戒尺一去，心无所畏

万历初年，神宗朱翊钧尚在冲龄，朝政尽委于首辅张居正。彼时宫中有李太后严加督责，内廷有冯保密察左右，少年天子如履薄冰，不敢稍纵。及至万历十年张居正卒，十二年冯保被逐，十三年李太后亦渐退隐，昔日“戒尺”尽去，皇帝顿觉天地宽广。恰如《易》所言：“君子以恐惧修省。”一旦无惧，便生怠惰。万历十四年始，以“头晕眼黑，力乏不兴”为辞，久不视朝，连太庙祭祀亦托病不赴。此非真病，实乃心病——心无所畏，行则放逸。

昔吕洞宾尝云：“人若无拘，如舟失舵，虽顺风亦覆。”万历之怠，正应此语。初时步行十余里祈雨于天坛，拒乘龙辇，百姓感泣；未几却沉湎深宫，选美营陵，内外隔绝，百官不得见天颜者数十年。万历四十三年，偶临金銮殿，群臣竟多有未识帝面者，可叹亦可悲。

国本之争，意气用事

万历之怠，非全然懒政，实夹杂私怨。其最著者，莫过于“国本之争”。神宗宠郑贵妃，欲立其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，而朝臣据祖制力主立长子朱常洛。君臣相持十余年，互不让步。神宗愤懑，遂以不上朝为抗，视朝政如赌气之具。此非治国之道，实乃意气之争。及至梃击案发，福王失势，储位始定，然朝堂已裂为东林、浙党、楚党诸派，互相攻讦，国事日非。

史家所谓“明之亡，实亡于神宗”，非虚言也。三十年间，六部尚书缺员过半，地方官久不补授，边镇军饷积欠累累。萨尔浒一役，四路大军覆没，开原、铁岭相继陷落，京师震动。大臣跪文华门外，泣请发帑，神宗但遣中使传谕：“皇上有病。”吏部尚书赵焕厉声质问：“他日蓟门蹂躏，铁骑临郊，陛下能高拱深宫，称疾却之乎？”此语如谶，终成明末之实。

然须辨明：不上朝不等于不理政。万历三大征——平哱拜、援朝鲜、平杨应龙，皆赖帝旨调度，非阁臣所能擅专。然此等大事之外，日常政务壅塞，人才壅滞，制度崩坏，终使国家如朽木承重，一触即溃。张三丰尝言：“治大国若烹小鲜，火候失度，鱼烂而不可食。”万历之政，正失其“火候”矣。

嗟乎！万历初年，本有中兴之象；若能持敬守常，何至江山倾颓？惜其以私怨废公义，以怠惰代勤勉，终使大明失却扭转危局之最后良机。诚如苏轼《赤壁赋》所叹：“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。”帝王之业，亦如江流，一念懈怠，万劫不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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