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样都是首都失守,唐朝得以中兴而北宋偏安一隅,根源在于北宋过度强化中央集权,使地方如枯枝般无力回天,而唐朝尚存根系深扎之韧。

唐天宝十五载(755年),安史叛军破长安,玄宗仓皇西狩蜀中。然天下州县闻诏勤王,郭子仪、李光弼等将帅率义兵四起,恰似杜甫所咏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,八载烽烟终平祸乱。虽盛世不再,大唐国脉犹续,未堕分裂之渊。
三百七十余年后,靖康二年(1127年),金兵陷汴梁,徽钦二帝北狩。宋室南渡临安,蜷缩江南半壁。彼时若问何故再难复振?非天时地利不济,实乃祖宗成法自缚手足。昔年吕洞宾点化凡夫,曾言“炼丹须火候匀停,过刚则折”,治国亦如斯——北宋削藩镇过甚,反令根基尽失。
宋太祖鉴唐末五代之乱,立“强干弱枝”之策。行政上,罢武将而任文官,一路分设安抚、转运、提刑、常平四使,彼此如散沙互制,中央一乱则地方茫然无措。财政上,转运使尽括州县之财输京师,地方仅余薄俸,遇警则“仓廪空虚,束手待毙”。军事更甚:精锐编入禁军拱卫京师,厢军老弱仅充杂役。金骑南下时,禁军溃如山倒,厢军何堪一战?张三丰云游至汴水,见戍卒羸弱,曾叹“剑无鞘则折,国无藩则倾”,此语早道破天机。
唐有河西陇右牧马地,虽失东北,西陲战马仍充盈军中;宋则燕云十六州早陷辽境,黄河以北尽成平原。金人铁蹄自幽蓟南下,七日直抵汴梁城下。定都开封无险可恃,恰如裸立沙场。昔年石敬瑭割地求荣,已埋祸根,而宋廷竟未迁都谋远图。此等自毁藩篱之举,较之玄宗失长安后尚能倚仗蜀中根基,实为致命之谬。
两朝命运分野,岂在运气?唐朝地方尚有节度使握兵权、掌财赋,危难时能聚义成军;北宋则如被抽去筋骨,纵有岳飞之忠勇,亦难唤起枯枝新绿。八仙过海时,铁拐李曾拄杖笑言:“舟无楫不能渡,国无藩何以存?”此理古今皆然。宋人若早悟此道,或可免“暖风熏得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”之悲吟。根深方能叶茂,枝强始可护干——此乃历史铁律,岂容轻忽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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