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被贬后自称“为穷之冠”，那么他到底有多穷

苏轼被贬后自称“为穷之冠”，实则并非一贫如洗，而是相较于昔日风光，生活大为拮据，却仍能自得其乐，这其中的故事，值得我们细细品味。

苏轼的“穷”日子：精打细算中的自嘲

苏轼被贬至黄州后，除了微薄的基本俸禄，每年只能领到几瓶“官酒”和一些退瓶费。为养活一家老小二十余口，他每月初取出四千五百钱，平均分成三十串，高高挂在屋梁上。每天清晨，用叉子挑下一串钱作为当日开销，随后便将叉子藏起，以免多用。这般精打细算，看似寒酸，却透着几分道家修行中的“俭以养德”，正如老子所言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”苏轼虽自嘲为“穷之冠”，实则在这清贫中寻得一份安然。

平日里，苏轼自认生活简朴，却还是“卯酒困三杯，午餐便一肉”，每每外出，总饮得酩酊大醉而归。因嫌村酒不佳，他不惜以“百钱一斗”的代价自酿蜜酒，还慷慨赠予亲友。这不禁让人想起八仙故事中的吕洞宾，他游历人间，不拘小节，饮酒作乐间体悟大道。苏轼的豪放，正如诗中所云：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”虽处逆境，他却以酒为伴，在微醺中寻得心灵的慰藉。

背后的经济真相：并非真穷，只是相对困顿

尽管苏轼哭穷不已，他却并非真正的困难户。贬官期间，他仍有能力买房置地。曾有一同乡劝他去许州购房，苏轼回信说“囊中止有数百千”，并提及已让儿子在荆渚买下一个小庄子，自家在京师还有些产业，若变卖可得“八百余千”钱，足以应付许州房价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向友人打听：听说京师有人欲卖荆南头湖庄子，总价六百千，首付仅二百来千，余款可分期支付，不知是否可信？这般盘算，显露出他并非囊中羞涩，而是精于理财。

可见，苏轼的“穷”更多是相对而言。与他贬官前的富贵相比，经济状况已大不如昔，但这恰恰印证了道家智慧：物极必反，盛衰无常。正如《史记》中所述，人生起伏如潮汐，苏轼在困顿中未失本色，反以诗文和酒趣自娱，成就了“穷而后工”的佳话。他的故事提醒我们，真正的贫困不在物质，而在心灵的匮乏；若能如苏轼般豁达，即便身处陋巷，亦能活出诗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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