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朝代官员俸禄不一,但“告老还乡”之风盛行,实则源于权力、财富与乡土情怀的交织,正如道家所言“功成名遂身退,天之道也”。

北宋年间,高官退休后多选择洛阳定居,这里依山傍水,环境宜居,且朝廷优待文官,俸禄足以购置豪宅。自宋仁宗起,退休高官不仅领取全额退休金,还可担任闲职如“应宫使”,无需劳碌便有收入,更享“恩荫”特权,子弟学生皆可沾光入仕。
洛阳毗邻汴京,退休官员聚居于此,便于互通消息,维系权力网络。司马光等旧党失势后退隐洛阳,待宋神宗驾崩,便迅速重返朝堂,颠覆“熙丰变法”。文彦博在洛阳的宅邸占地数百亩,竹林葱郁,奢华无比,而这背后,朝廷负担沉重,淮南转运使张根曾叹道:淮南二十州赋税,竟不足以供养这些“老大人”。
道家故事中,吕洞宾曾言:“富贵非吾愿,帝乡不可期。”然而北宋官员的退休生活,却似追逐尘世繁华,远离了清修本意。
相较于北宋,明朝官员的俸禄极低,以致亡国后顾炎武仍哀叹“百官俸禄之薄”。但他们特权众多,尤以“优免”为重,正二品以上文官可免八千亩土地赋税,实际执行中更是一免再免。百姓不堪重负,只得将土地“献”予官员,沦为佃农。
聂豹曾怒斥:“凭借朝堂优免之厚恩,阴食吾民之膏髓。”其学生徐阶便是一例,退休时拥有六万多顷土地,仆役千人,远超其弟所言“一眼望不到边”。明末时,董其昌等官员更囤积万顷良田,无锡华家年收地租四十八万两,苏州钱家达九十七万两,嘉兴尚家积财百万两。
这般丰厚产业,令高官“思乡心切”,但“前明富家甚多”的盛景,实是挖朝廷墙脚、吸百姓血汗所致。晚明百姓揭竿而起,王朝轰然崩塌,正如《史记》所载:“民不堪命,则乱作矣。”
看似简单的“告老还乡”,实为朝代兴衰的晴雨表,提醒世人权力与财富的诱惑,终需归于乡土本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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