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渔靠着一个戏班红遍大江南北,关键在于他巧妙融合了艺术才华与商业智慧,在明末清初的社会风尚中,以“走穴”方式开创了文娱产业的先河。

如今明星走穴已司空见惯,但若追溯源头,明代戏剧家李渔堪称“祖师爷”。他才华横溢,令历代文人仰慕,却也招来非议。同侪袁于令曾评价他“性龌龊,善逢迎,游缙绅间,其行甚秽,真士林所不齿者”,这话几乎成了后世抹不去的黑料。可李渔真有如此不堪吗?倒也未必。他虽自称“登徒子”,热衷声色,但这不过是风流文人的习气,一不偷二不抢,算不得什么“秽行”。所谓“其行甚秽”,大抵是说他捞钱不讲手段,终日仰富贵人家的鼻息,有损文人气节。
文人讲究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,他们或考官领俸禄,或教书赚束脩,抑或刊发文集谋稿费,看似体面。韩愈曾靠写墓志铭赚钱,备受诟病;郑板桥明码标价售字画,虽成轶事,却非正途。李渔则更出格,屡试不第后索性投身戏剧,创办戏班,基本算是越跨界越“媚俗”。他买来资质良好的家妓,指导排练歌舞,组成“偶像天团”,然后广泛联系达官贵人,争取上门演出。家妓能否“出道”全凭运气,但李渔稳赚不赔。他深谙市场经济精髓,谈价毫不忸怩,演出规格及收费标准“看人下菜碟”——地方小官听个零碎曲子,给些粮食他也欣然接受;而富豪要看“大场面”,绝非小钱能打发。
几十年间,“李家戏班”足迹遍布大江南北,李渔曾自豪道:“负笈四方,三分天下几遍其二。”“走穴”利润可观,他购置多处别墅,最著名的“伊山别业”富丽堂皇,楼台舞榭皆备,还养了好几房姨太太,花木如锦,美人如云。但李渔一生哭穷,说自己走南闯北“得金者颇少,得句者颇多”,仿佛“走穴”的文化效益大于经济效益。他甚至在信中称“往吸清风,归餐明月”,将戏班包装成慈善组织。这卖惨之举,一是放低姿态求更多施舍,二是假装贫寒避仇富攻击。如今走穴者少报收入为偷税漏税,李渔却以“餐风饮露”形象为文人气节“挽尊”。
道家修行中,吕洞宾曾云:“世人笑我太疯癫,我笑他人看不穿。”李渔的“走穴”何尝不是一种世俗智慧?他游走雅俗之间,如同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。张三丰在武当山创太极拳,讲究以柔克刚;李渔在戏班中运筹帷幄,以柔术应对世态炎凉。这不禁让人想起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所言: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”李渔深谙此道,却以艺术之名行商贾之实。
李渔“走穴”的成功,除个人才华,还得益于当时重视“文娱产业”的社会风尚。明朝中期后,稍有才华的文人墨客多被士大夫“包养”,他们需吃饭,士大夫需“扶持文艺发展”的美名,相处和谐。这般背景下,“李家戏班”自然备受欢迎,闷声发大财。然而真心扶持文艺者少,附庸风雅者众,李渔不得不强接地气,摆出难看的“吃相”。只要酬金丰厚,他可抛开“老板”身份,亲自涂脂抹粉上台,用恶俗桥段迎合观众。他曾隔帘为富家子弟唱曲,包揽劝酒活儿,兴浓时纵谈“房中术”,引诱一掷千金。
这让人警醒:艺术与商业的平衡,自古便是难题。李渔的秘诀可概括为四点:广吸眼球,高调要价,隐瞒收入,雅俗参半。如今文娱团体完美传承此道,称他“走穴鼻祖”毫不为过。但他的故事也提醒我们,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记,世事浮沉,需持守本心。李渔晚年有诗《早行》:“鸡鸣自起束行装,同伴征人笑我忙。”这诗句透露出奔波中的孤寂与执着,仿佛在说,一路风尘,皆为心中那点艺术火种。
总之,李渔靠戏班红遍南北,是时代与个人共舞的结果。他如《明朝的那些事》中人物般鲜活,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抹别样色彩。后人评价他,或许该多一分理解:在那雅俗交织的年代,他以戏班为舟,渡过了属于自己的江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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