卢象升功绩可与岳飞相提并论,他最后的结局如何呢?答曰:其结局悲壮,于崇祯十二年巨鹿之战中殉国,一如岳飞之冤,皆因主战而遭内部构陷,令人扼腕。

明末崇祯年间,天下动荡,内有流寇蜂起,外有清军压境。此时,一位书生出身的将领卢象升,却以非凡军事才能崭露头角。他训练出的“天雄军”,在明末堪称战力最强,将高迎祥、张献忠、李自成等流寇打得溃不成军,因而获赠绰号“卢阎王”。这不禁让人想起《史记》中所述,“将者,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”,卢象升以文弱之躯,却兼备五德,实属难得。然其命运,竟与南宋岳飞遥相呼应——同样骁勇善战,同样因主战而遭主和派忌恨,终至悲剧收场。
昔者道家有吕洞宾修行故事,云其历经磨难而不改初心,终得证道。卢象升之于国事,亦如修行者之于大道,虽知前路艰险,仍奋然前行。他本可随波逐流,却选择坚守抗清之志,这其中的执着,恰似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
崇祯十二年,清军铁骑南下,卢象升受命总督天下兵马,实则徒有虚名。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和,镇边太监高起潜贪贿,二人联手掣肘。卢象升的“天雄军”精锐被高起潜扣留,杨嗣昌只拨给一万士卒,后又划走五千归高起潜。巨鹿贾庄之战前夕,卢象升遣部向拥兵数万的高起潜求援,竟不得一兵一卒。明知此去凶多吉少,他仍对将士慨然道:“吾辈受国恩,岂能贪生畏死!”将士闻言,无不泣下,却无一人退缩。最终,五千人马陷入重围,卢象升身中四箭四刃,格杀数十人,终因战马倒地而被擒杀。战后,杨嗣昌远在京城,竟诬其“怯懦畏战”,闻死讯犹不信,派人查验后方才作罢,又扣下奏折,拖延两月余,遗体方得收殓。读史至此,怎不令人叹息——内斗之害,甚于外敌,此乃明末痼疾也。
卢象升之死,非独个案,而是明末“斗鸡政治”的缩影。所谓斗鸡政治,即官僚阶层为私利相互攻讦,小事上纲,唯恐不置对方于死地。这种风气,早在《资治通鉴》中便有警示:“上下相蒙,善恶无别,国之将亡,必有妖孽。”明末正是如此,忠良之士往往难逃暗箭。
卢象升殉国前月,另有一幕悲壮上演。76岁的前兵部尚书孙承宗,于河北高阳率全家守城,抗清三日,弹尽粮绝而无援。城破被俘,他拒不投降,被勒而死,百余口家人罹难。孙承宗曾为明熹宗师,辽东危局时主动请缨,坐镇四年,重用袁崇焕等,稳住了前线。然因其正直,得罪阉党魏忠贤,两次被罢官回乡——一次因部将中计损兵,一次因大凌河城被毁,本与他关系不大,却成政敌攻击的“黑材料”。这让人想起八仙故事中,各显神通却需同心协力,而明末官场,恰恰少了这份团结。
明末军事史上,偶有亮点如袁崇焕守宁远、瞿式耜守桂林,皆是上下齐心之果。但更多时候,官僚内斗不休。崇祯自缢后,南明小朝廷犹忙于党争,焉能不亡?《国史大纲》有云,一朝之衰,常起于内部之溃。明末事态,正是此言注脚。道家修行常讲“和光同尘”,意为顺应时势而保持本真,然在如此政治环境中,忠臣如卢象升、孙承宗,欲和光而不得,只能以死明志,其悲怆,堪比岳飞“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”的慨叹。
引用古诗词以寄怀:岳飞《满江红》中“靖康耻,犹未雪;臣子恨,何时灭”,若移用于卢象升,亦贴切不过。他奋战至最后一刻,所求非个人功名,而是社稷安宁,却终陷于朝廷黑幕。历史长河中,这般英雄悲歌,总令人警醒——治国之道,贵在凝聚人心,若内部相残,纵有良将,亦难回天。
综观卢象升一生,以书生之姿成就将星之名,然命运多舛,死于内外交困。其功绩确可与岳飞相提并论,结局亦同样凄惨。明末之败,非败于敌军之强,而败于人心之散。读史者当以此为鉴,思团结之要义,方不负前人血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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