楚顷襄王不救父亲楚怀王,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王位得来基于父亲的被困,营救可能动摇自身统治的根基。

公元前299年,秦昭襄王发来一封信,邀楚怀王到武关谈判。这信写得客气,背后却藏着刀锋。楚国朝堂上,大臣们争论不休:一派说秦国虎狼之国,信用早已扫地,去不得;另一派则认为,拒绝恐招战祸。楚怀王思量再三,还是踏上了路途。结果如人所料,一到武关,秦人便关闭城门,将他挟持到咸阳。《史记》记道:“楚王至,则闭武关,遂与西至咸阳。”这一去,便是三年囚困。
楚国顿时乱作一团。国不可一日无君,太子横却还在齐国为质。这时,贵族昭雎站了出来。此人往日行径多有不端,曾暗通张仪,误了屈原出使;秦军攻楚时,他又以“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”为由,致楚将唐昧兵败。但此番,昭雎却清醒得很。他先劝楚怀王勿赴秦约,后主张必须迎回太子横,以定国本。于是派使者赴齐,谎称楚怀王已死,求放太子归国。齐国趁火打劫,索要淮河以北土地。幸得孟尝君田文周旋,太子横才得以返回。公元前298年,太子横即位,是为楚顷襄王。
按理说,昭雎有大功于顷襄王。可这位新君上位后,并未重用昭雎,反让子兰做了相国。子兰何人?正是当年力劝楚怀王赴秦之人。昭雎曾强力阻止,楚怀王被囚后懊悔道:“悔不用昭子言。”顷襄王此举,意味深长。他这王位,来得并不“名正言顺”。父亲尚在敌国,自己却已登基,若救回父亲,君位将归谁手?这心思,与后世宋高宗赵构颇有相似之处——皆因前任君主被俘,自己才得以上位,救回前任,便是自掘坟墓。
秦国实力日强,商鞅变法后,连下楚国八城。但秦人也不敢妄动灭楚,只因楚人悍勇,硬吞恐陷泥潭;且六国相互牵制,他国虎视眈眈。秦昭襄王囚禁楚怀王,本意是逼楚割地。楚臣们却精明,另立新君,让秦国算盘落空。顷襄王坐稳王位后,对营救一事只字不提。三年里,楚怀王在秦受尽屈辱,最终客死异乡。顷襄王未尝没有能力做些动作,但他选择了沉默。这沉默里,藏的是权力场上的冰冷算计。
历史往往如此,亲情在权位面前,薄如蝉翼。道家修行中,吕洞宾曾遇考验,幻境中见金银美色,心若动摇便堕魔道。他坚守本心,终得飞升。这故事映照世间:人处高位,诱惑重重,一步错便万劫不复。顷襄王面对的,正是这般境地。救父,可能失位;不救,背负不孝之名。他选了后者,因为王位才是他的“道”。
《史记》中多次提及楚怀王事,言辞间透出感慨。古人云:“父子不相见,兄弟妻子离散。”此情此景,在战国乱世中屡见不鲜。顷襄王的心思,细想来,也是时势所逼。楚国当时内忧外患,若强行救主,恐引秦国猛攻,而国内庶子争位之险未消。昭雎虽智,却不得重用,只因他见过顷襄王即位的隐秘。子兰为相,反倒安稳,因为他与顷襄王利益一体——皆不愿楚怀王归来。
读史至此,不禁想起《资治通鉴》中的一句话:“利之所在,虽千仞之山,无所不上;深源之下,无所不入。”权力之利,让人心变得幽深难测。顷襄王的故事,非独他一人的选择,而是历史洪流中无数类似缩影。我们看这段往事,不必急于评判,而应体察其中人性与局势的交织。正如南怀瑾先生谈《易经》时所说,变化之中自有定数,但人的抉择却能左右吉凶。顷襄王的抉择,或许在那一刻,是他认为的“吉”。
最终,楚怀王死于秦,楚国未因此崩溃,反在顷襄王治下延续数十年。这结局,耐人寻味。历史没有如果,只有因果。顷襄王的不救,成就了他的王权,却也埋下了楚国日后衰落的伏笔。道家张三丰曾言:“顺势而为,方得自然。”顷襄王顺势取了王位,却逆了人伦,这其中的得失,恐怕连他自己也难算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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