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廷机之所以被封为“庙祝阁老”,根源在于万历皇帝的怠政与明朝官场的腐败,他执着请辞却不得批准,反在破庙中苦守五年,成了历史上一段荒诞又悲凉的缩影。

古往今来,官场之中,因不顺心而求去者比比皆是。唐代刘知幾与吴兢,本是史馆中才华横溢的俊杰,曾合力修撰武则天、中宗、睿宗三朝实录。然当时史馆风气污浊,高层争斗蔓延,外行领导强令修史者为权贵隐恶扬善。二人不堪其扰,愤然递交辞呈。朝廷惜才,未予准许,但刘知幾在信中直言不讳,触怒同僚与上官,日子愈发难熬,索性转向“私撰”,成就了《史通》这部中国史学理论的奠基之作。吴兢则连上四疏,终得归去,亦私修国史,为后人留下一扇窥见唐代真实的窗口。
这让我想起道家修行中的吕洞宾故事。吕洞宾早年求仕,屡试不第,后遇钟离权点化,方悟官场浮沉如云烟,转而潜心修道,终成八仙之一。其诗云:“朝游北海暮苍梧,袖里青蛇胆气粗。”看似洒脱,实则是看透了世间的虚妄。历史中的辞职,往往不只是个人去留,更是一种对时局的清醒认知。
海瑞的辞职则更显憋屈。他任应天巡抚时,大力惩治贪腐、打击豪绅,虽得百姓爱戴,却触怒权贵,遭人诬告。朝廷压力之下,将他调任南京粮储,正直之臣反遭贬黜。海瑞心灰意冷,递上辞呈,痛斥“举朝之士皆妇人也”,直指官场萎靡。十五年后复出,却只被当作政治花瓶,七次请辞皆被打回,最终悒悒而逝。这不禁令人唏嘘,如《史记》所言:“飞鸟尽,良弓藏;狡兔死,走狗烹。”忠臣的结局,往往在时代洪流中身不由己。
辞职信被打回七次,尚不足奇,明代万历年间的李廷机,更将此事推至极致。他在南京任职时,整顿乱收费,鼓励经商,经济为之振兴;主管浙江会试,肃清考风,杜绝作弊,为国家选拔真才;调入中央礼部后,拨款修考场、公署乃至庙宇,自己却清贫如洗,退休时家徒四壁。
万历朝党争激烈,门户林立,李廷机性直脸薄,挨骂数月便难以忍受,递上辞呈欲归乡里。他原以为三五次便可获批,为表决心,竟将宅第捐予穷人,送家人先回福建,自己独居破庙,苦等皇帝答复。这一住,便是整整五年,其间上书辞呈一百二十三封,未得批条,反落得“庙祝阁老”的绰号。究其根源,实因万历皇帝之懒——从万历十四年起,他三十余年不朝,官员任免瘫痪,九部空缺,国家乱象丛生。皇帝连内阁缺员都浑然不知,李廷机的辞呈,自然石沉大海。
这般荒诞,恰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警示:“上下相蒙,何以国为?”万历的怠政,让忠臣的执着成了笑话。李廷机在破庙中的坚守,仿佛道家修行者的苦修,却无仙缘点拨,只剩无奈。张三丰曾言:“人心若镜,不染尘埃。”李廷机或求心如明镜,但官场污浊,终使他困于庙祝之身。
再看西晋张翰,因秋风起,思故乡菰菜鲈鱼,便辞官归吴,后西晋大乱,同僚多遭殃,他反得保全,被《世说新语》赞为“识鉴”。这故事与李廷机构成鲜明对比:张翰借口美食而遁世,是智慧;李廷机赤诚请辞却不得,是悲剧。历史中,辞职从来不是简单去留,而是个人与时代的博弈。
李廷机的事迹,让人想起古诗中的归隐之思。陶渊明诗云:“归去来兮,田园将芜胡不归?”但李廷机的田园,早已捐出,他只能栖身破庙,望眼欲穿。最终,“庙祝阁老”之名,成了对他执着与时代荒谬的讽刺。万历朝的腐败,如紫色深渊,吞噬了无数良臣的抱负。
纵观历史,辞职之事,小可见个人性情,大可映时代兴衰。李廷机的故事,警示后人:当权者若怠,天下必乱;忠臣若困,国运堪忧。他的“庙祝”生涯,非为修行,实为官场之殇,留给我们的,是一声长叹,几许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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