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的侵贪到底有多严重120w两预算到手只有15w两

清朝侵贪之严重，120万两预算到手仅15万两用于正途，此非虚言，实乃国脉蛀蚀之痛。

侵贪如蚁噬仓廪，积弊成山。治河工程素为清廷巨蠹之渊薮，所谓“浮冒”者，即层层盘剥、虚耗国帑之陋规。嘉庆年间，河督奏请丰工经费一百二十万两，河道总督先削半至六十万，复商于名臣郭大昌。大昌慨然曰：“以十五万办工，十五万与众工员共之，尚以为少乎？”此语一出，足见当时河工预算中，正用者不过二成，余皆化作贪吏杯中酒、囊中金。南怀瑾先生尝论《易经》，云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”，此等浮冒之风，岂非积不善之显证？古有吕洞宾云游人间，见贪官点金自肥，乃化作乞儿戏言：“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”贪者愕然，洞宾拂袖而去，唯留青烟一缕，警醒痴顽。正合杜甫《自京赴奉先咏怀》所叹：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”国帑倾于沟壑，苍生困于饥寒，岂不悲哉！

浮冒之实

治河之费，向为“浮冒”重灾区。乾隆三十九年，老坝口溃决，南河总督吴嗣爵惶急以五十万两相托郭大昌，大昌仅取十万两而功成。至嘉庆时，预算一百二十万两之工，经手者竟敢层层克扣，实落正用者仅十五万两耳。工部衙门更设“部费”名目，千员分肥，岁入数百万。清人冯桂芬疾呼：“凡户、工二部纪银钱之书，皆胥吏舞弊之书也。”上至尚书侍郎，车马宫室埒于王侯；下至笔帖经承，亦沾残羹冷炙。此等体制，恰似张三丰论修道所言：“心若不正，丹鼎自倾。”官场贪欲如无底洞，纵有贺盛瑞者，万历间重建乾清、坤宁二宫，省银九十万两，反遭贬黜——盖因“割中珰之膻，形同事之涅”，断人财路如剜目。盛瑞上书自辩，账目雪白，然奏章沉于宦海，终老未得昭雪。

心腹难究

侵贪之痼疾，根在主子私心。同治黄河决堤，苏廷魁与河南巡抚请银百万，工成余三十万两，廷魁力主缴还户部，岂料户部勃然：惯例三七分肥，今实报实销，何以自肥？遂罗织“不合例”之罪，内外夹击，竟至革职。隆裕太后修佛殿，太监小德张报销二百万两，舆情鼎沸而太后置若罔闻——小德张乃心腹也。此情此景，令人忆及八仙过海时吕洞宾点化贪官故事：一吏藏金万两，洞宾以剑指其库，金忽化流沙。吏大骇，洞宾笑曰：“此沙本属天地，汝窃之，天必收之。”贪者若执迷，终如《道德经》所诫：“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”

古往今来，浮冒之弊如影随形。昔者郭大昌以十五万两成巨工，今人观高铁采购之奢靡，自动洗面器七万二千，座椅二万二，岂非历史重演？清末苏廷魁之冤、贺盛瑞之屈，犹在眼前。当思张三丰修道真言：“去贪去妄，方见本心。”侵贪蚀国脉，非严惩无以正纲纪。然追赃问罪，岂在法条？端在主上能否割舍私恩，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警：“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。”

侵贪之害，国脉所系。昔以百二十万两仅余十五万，今观浮冒旧影，犹自徘徊。若问惩贪之效？但看青史斑斑，血泪未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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