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应判死刑的知州张仲宣，为何最后只流放了事

张仲宣本应处死，却仅被流放，只因宋代“命官犯赃抵死者，例不加刑”已成定制。

法外施恩：宋代官吏的“免死金牌”

张仲宣知金州，位同郡守，乃朝廷所倚重之干员。然其在任，贪墨成性，枉法营私，民怨沸腾，终被纠劾下狱。依《宋刑统》律：“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，十五匹绞。”其所纳赃贿，何止十五匹？按律当斩，且祖宗之法明载：赃吏遇赦不原，不得保释、不得减等。此非苛法，实为立国之纲纪。

然神宗朝议此案，竟以“体面”为由，免其杖刑黥面，仅流海外。苏颂进言曰：“命官与盗贼同黥，有损朝廷威仪。”帝然之，遂改判。自此，“宋代命官犯赃抵死者，例不加刑”遂为永制。法网恢恢，本以惩奸，今反为权贵设坦途，岂非悖乎？

昔吕洞宾尝游市井，见一官吏横征暴敛，叹曰：“此人若修道，尚可救；若执迷于权财，则虽居高位，不过地狱种子耳。”道家重因果，亦重名器。名器不可假人，况以国法徇私乎？

官盗无罪，民盗断头：大宋司法之双标

张仲宣之事非孤例。仁宗朝郭承祐，身为宣徽南院使，盗金银什物计赃一百四十一匹，又擅杀士卒、私留军粮、僭用仪仗，罪状累累。包拯欲正法典，磨刀霍霍，然天子仅罢其使职，转知许州，仍为方面大员。百姓之命如草芥，官吏之身似金玉，此所谓“人性化执法”耶？实乃“官性化”也。

观其律令，民盗十贯即奏裁，七贯便杖、黥、配役；而官盗千贯万贯，不过削职调任，未几复起。《资治通鉴》有言：“法者，天下之公器。”若公器专为权贵所用，则法不成法，国将不国。

张三丰曾语弟子：“世法如水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然若掌水之人先浊其源，则万川皆污。”宋代优待士大夫，本意在养士气、存礼义，然一旦纵容贪墨，则礼义反成遮羞之布，士气化为骄横之资。

更可怪者，有所谓“三问不承，即奏请追摄”之制。审官三次问罪，若拒不承认，便可释放。此非审案，实为走过场。试想：法官问：“汝贪否？”答：“未也。”再问：“果未贪？”答：“诚未也。”三问之后，竟可揖手而去，甚至“压惊酒”相待。此等制度，岂非纵奸之梯？

然则，宋代非无法，亦非无贤臣，而在于法不加于贵。王安石变法，力图整饬吏治，然终难撼动“刑不上大夫”之积习。苏轼有诗云：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”官吏之过，如雪上鸿爪，风过即消；百姓之冤，却如沉石入渊，永无回响。

张仲宣之流得免一死，看似皇恩浩荡，实则国法日弛。后世观之，当知：法治之要，不在宽严，而在一视同仁。若法只为黎庶设，而不绳权贵，则虽有千条律令，亦不过纸上空文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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