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玄宗很看重张九龄，为何却将他贬到荆州呢

唐玄宗虽重用张九龄，却因政见不合、李林甫构陷及严挺之案牵连，终将其贬为荆州长史。

忠言逆耳，贤相去国

“牛仙客本河湟一使典，目不识文字，若大任之，臣恐非宜。”开元二十四年（736年），唐玄宗欲擢升朔方行军大总管牛仙客为工部尚书，中书令张九龄力谏不可。然仅一年前，张九龄尚在牛父碑铭中称其“边捍长城，主恩前席”，赞其治边有方。前后态度看似矛盾，实则一以贯之——前者嘉其守土之功，后者忧其宰辅之任。

牛仙客出身小吏，凭军功累迁至河西节度使，勤俭积财，边民赖之，诚为良将。然治军与理国，判若两途。宰相者，百官之首，须通经达变、明识大体。牛氏虽能守边，却“目不识文字”，何堪参决庙堂大计？张九龄之阻，非私怨，实为社稷计也。

时李林甫为礼部尚书，阴欲引牛仙客入相以排挤张九龄。玄宗本已倦于诤谏，又因安禄山处置、太子废立等事与张九龄屡生龃龉。及至严挺之案发，张九龄被疑结党，遂罢知政事，贬为荆州长史。同日，李林甫拜相，牛仙客亦登枢要。然牛氏在位，“唯诺而已”，不敢一言忤李林甫，朝纲自此日弛。

玄宗初尚念九龄风度，每荐公卿辄问：“风度得如九龄否？”然盛世之倾，往往始于拒谏。及安史乱起，仓皇入蜀，追思九龄旧言，涕泪沾襟，悔已无及。此正如《道德经》所云：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”盛极而骄，忠言反成逆耳，岂非千古之鉴？

月照荆楚，诗寄孤忠

张九龄既贬荆州，孤身南下，值秋夜望月，感怀身世，遂吟《望月怀远》：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情人怨遥夜，竟夕起相思。”此诗气象宏阔而情思绵邈，非徒写儿女之思，实寓忠臣去国之悲。明月普照，而君恩已隔；天涯共此，而庙堂难归。

昔吕洞宾游岳阳，见洞庭月色，叹曰：“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。”张九龄之怀，亦类于此。虽处江湖之远，未忘魏阙之忧。其诗清澹高远，恰如其人——不以贬谪改其志，不因失势易其节。此等风骨，非但为盛唐之冠，亦足为后世士人之范。

观张九龄之去留，可知一朝兴衰之机。贤者在位，则政清人和；奸佞当道，则祸起萧墙。牛仙客非大恶，然庸懦足以养奸；李林甫虽巧，实因君心懈怠而得逞。故《资治通鉴》有言：“明主劳于求贤，逸于任人。”玄宗前期能用姚崇、宋璟、九龄，故有开元之治；后期溺于逸乐，信谗远忠，遂致天宝之乱。一贬一用之间，大唐气运已悄然转移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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