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孙无忌身为唐朝时期的三朝元老,最后为何落到身败名裂的下场

长孙无忌身败名裂，根源于权势膨胀与君权冲突的必然结果，其悲剧揭示了忠诚在权力腐蚀下的脆弱本质。

长孙无忌历仕高祖、太宗、高宗三朝，为相三十余载，制定典章制度，辅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，堪称唐初柱石。他身为帝舅，权重而不专，对皇室忠心耿耿，尽智尽力，朝野称颂。然太宗弥留之际，唯恐体弱的李治难掌江山，特命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李勣三人辅政，尤以长孙为首。初时，他恪守遗训，尽心辅弼，朝局稳固。

权倾朝野的巅峰

永徽四年，房遗爱谋反案发，长孙无忌雷霆手段，诛除异己，朝中宰相六人皆为其党羽，权势达于顶点。李勣本为托孤重臣，却避锋芒，自请辞去尚书左仆射，仅留虚衔。此时长孙无忌可谓“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”，然权势如烈火烹油，稍不慎即焚身；位高者危，古训岂虚言？昔年吕洞宾游历长安，遇一书生醉心功名，点化道：“黄粱未熟，富贵已空，何苦执迷？”书生顿悟，弃官修道。长孙无忌身居庙堂之巅，却未能参透此理，将太宗“谦抑持身”的警示抛诸脑后。

房遗爱案后，高宗李治深感危机，暗中布局。他重用李勣，为其重绘凌烟阁画像，亲撰序文；又极宠武昭仪，疏远王皇后，朝野皆知天子意在夺权。王皇后之舅柳奭请辞中书令，高宗顺势将其贬官，朝堂试探渐明。长孙无忌却浑然不觉，反在立武昭仪为宸妃一事上，支持中书令来济等廷争驳回，激化君臣矛盾。

君臣相争的转折

永徽六年，武昭仪控告王皇后巫蛊，高宗立即将其母柳氏驱逐出宫，王后孤立无援。高宗借机培植亲信，许敬宗、李义府等见风使舵，投靠天子阵营。立武昭仪为后之争成为关键一役：高宗召宰相议曰：“皇后无子，武昭仪有子，欲重立之。”长孙无忌力阻，然高宗已羽翼渐丰。许敬宗等人鼓噪拥立，终使武昭仪登后位。此役过后，长孙无忌势力土崩瓦解。

君权与相权之争，自古难两全。太宗托孤，未料外戚权重至此，反成幼主桎梏。权力如双刃剑，持之者若不知进退，终将伤及自身。显庆四年，高宗以谋反罪名，将长孙无忌流放黔州。次年，遣使逼其自缢于令旗山下。一代元老，竟落得身败名裂，衣冠冢孤悬乌江之畔，楼亭阁虽精，石狮石马犹在，而人事已非。

长孙无忌之死，非关忠奸，实乃政治博弈的必然牺牲。后人读史，当记“树倒猢狲散，墙倒众人推”之警。恰如张三丰修道时所悟：“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锐之，不可长保。”权力之巅，暗藏深渊。古语云：“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。”长孙无忌未能效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超脱，反在宦海沉浮中迷失本心。杜牧有诗叹曰：“繁华事散逐香尘，流水无情草自春。”盛极而衰，天道循环，岂独长孙一人之悲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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