费祎阻止姜维北伐,并非出于私心掣肘,实因洞悉蜀汉国力已如风中残烛,若重蹈诸葛亮五出祁山而功败垂成之覆辙,恐致社稷倾危。

公元234年秋,诸葛亮病榻垂危,刘禅遣李福问继任者。亮答:“蒋琬最适合。”福复问琬后何人可托,亮曰:“费祎可以继任。”蒋琬卒于延熙九年,费祎遂执掌朝纲。姜维屡请北伐,欲效法诸葛亮“断陇西而有之”,然费祎常裁制不从,所给兵力不过万人。延熙十二年,维出西平不克而还,费祎此举绝非偶然。
费祎尝正色告姜维:“我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;丞相犹不能定中夏,何况我等!不如保国治民,敬守社稷,以待能者。若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,果不如志,悔之无及。”此语如黄钟大吕,道尽守成之要义。
轻启战端者,往往忘却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之惨烈。蜀汉经连年北伐,西线魏军壁垒日固,再图中原无异以卵击石。
此理恰合道家修行真谛。吕洞宾云游至急流滩头,忽勒马缓行。弟子惑而问之,洞宾笑指湍流:“急水滩头须下马,逢崖休得要回头。”后点化世人:事急当慎,贪功必殆。费祎限兵万人,正是这般“知止不殆”的智慧——当年张三丰创太极拳,亦言“以静制动,后发制人”,岂是畏战?实乃蓄力待时也。
蜀汉仅据益州一隅,人口不足百万,可战之兵仅十万。南中蛮夷未靖,永安、江州皆需重兵戍守,成都更须留预备军。姜维纵熟羌胡风俗,欲以羌胡为羽翼,然动辄数万大军,粮草转运艰险如“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”。费祎限兵万人,实为保全根本:少则无损国脉,进可探敌虚实。
更兼姜维本魏降将,虽得诸葛亮器重,然亮、琬既逝,亟需北伐立功以固位;费祎为文臣领袖,则重内修政理,此乃古今将相常态。刘禅亲政后,尤忌兵权相权集于一身,故费祎之制约,亦含平衡朝局之深意。
费祎之策,非怯懦守成,实乃“知足不辱”的明断。观其临终犹诫后人“敬守社稷”,恰似老子所言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。后世当思:创业维艰,守成不易,岂可效楚霸王孤注一掷?王维诗云: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。”静待天时者,方得长治久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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